首席评论：民间组织不应动辄吁请权力出马

　　□曹林

　　对有关部门这种动辄发禁令、意图控制一切的权力亢奋，民间社会应有集体抵制的自觉，岂能以“主动呼吁禁令”来刺激这种亢奋？这个问题上民间组织应有这样的民间理性：防吸烟镜头误导青少年很重要，但防范公权力可能的不理性之恶更加重要，切忌为了消除某种恶而滥用公权力

　　“除了女主角不吸烟，其他主要人物个个抽烟，有些角色甚至在抱着死人的时候嘴里还叼着卷烟，如此形象已是不少青少年模仿的榜样，这些镜头不知广电总局的领导看后是否也觉得太张狂？”日前，因为吸烟镜头太多，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新上海滩》引起了“控烟倡导者”的联合抗议。该民间社团上书国家广电总局，期望总局考虑将带有明显吸烟镜头的影视作品列入“限制级”，禁绝影视作品出现吸烟镜头。（7月15日《东方早报》）

　　“问题敏感”是许多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常留给我们的印象，他们以专业的敏感密切关注着流行文化领域，哪怕影视剧一个镜头、名人演讲一个动作、政府公文一个措辞，只要违反了其价值取向他们就会站出来表达抗议，报章经常充斥这种喋喋不休的社团抗议，这种对大众文化的“问题敏感”是民间组织成熟的一个表现———控烟社团就《新上海滩》过多吸烟镜头表达抗议，也表现出对流行文化可贵的问题敏感，戏不够烟来凑，如今影视剧的吸烟镜头确实有泛滥的倾向。

　　但笔者很不“感冒”这个民间社团吁求管制的行为———还没怎么发挥民间组织的自治、协调、沟通功能，还没有给民间充分的自我管理机会，给就急着向最高管制者广电总局上书吁请权力出马禁绝。动辄依赖管制、吁请权力出场干预，这既是民间组织的懒政，更违背了其社会自治的民间组织取向，是民间社团的悲哀。

　　治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常见到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命令式的管制，一种是多中心的、民间自主、平等沟通、合作的治理。现代社会应尽可能地摒弃刚性的政府管制，而代之以民间自治。由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部门协调和沟通各种社会力量坐到一起合作解决———这正是民间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除了非营利性、中立性外，民间组织在治理问题时还应有自主性，即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尽可能少地依赖管制者的权威，尽可能避免政府管制和公权干预，而是尽力在利益相关者间进行沟通和协调。民间组织就应该有一套独立于政府管制的自治逻辑。

　　在《新上海滩》中有过多吸烟镜头这个问题上，作为民间社团的控烟组织应致力于以下手段解决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媒体表达对吸烟镜头的抗议，通过论坛、演讲、抗议等活动动员公众抵制这种电影，对影视制作者形成舆论压力；然后，可以与影视协会、导演协会、演员协会的人坐下来就“无烟影视”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寻求基本共识（如今还没有与影视方面沟通，就呼吁其上级主管者禁绝，这缺乏基本的沟通）；当然，还可以联合其他保护青少年的组织影响人大代表，进而形成控烟镜头的立法议案，最终影响立法———既然是民间组织，就应致力于在民间自治框架内自主地解决问题，或者直接通过游说和演讲去影响立法，而不是吁请权力出马。

　　呼吁广电总局出台禁绝吸烟镜头的禁令！怎么，还嫌广电总局出台的禁令不够多吗？自前年3月份以来，广电总局以每月一令的频率发了那么多禁令，禁动画片、限超女、禁方言、禁非主旋律、禁网络视频，甚至禁止快男出现选手流泪镜头———对有关部门这种动辄发禁令、意图控制一切的权力亢奋，民间社会应有集体抵制的自觉，岂能以“主动呼吁禁令”来刺激这种亢奋？这个问题上民间组织应有这样的民间理性：防吸烟镜头误导青少年很重要，但防范公权力可能的不理性之恶更加重要，切忌为了消除某种恶而滥用公权力。不到穷尽一切社会自治手段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寄望公权力的插手和干预。

　　（倩茹／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