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读书》换帅，左右之争与雅俗之辩

　　自6月下旬有报道称《读书》酝酿换帅，到消息被证实以来，舆论热议不断，令人瞩目。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杂志被人认为“太左”、“不好读”等方面。前者引起了一场“左右之争”，后者实则为“雅俗之争”。处于话题中心的汪晖就此质疑反对者，为什么不去发展自己的空间，却要反复地攻击《读书》。而对于杂志风格，他认为“好读”或“不好读”是消费主义文化创造的一种品味，不能用“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有学者也喊出“别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的口号。这场争论至今仍无消歇迹象，论坛不时有人透露“内幕”或煽风点火，更激化了争论各方的情绪。

　　左右之争：《读书》引发的思想层面的对立，恐怕是换帅的最根本理由。学术派别的争论，和官方体制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股合围《读书》的力量，从不同的方向施压。

　　正方

　　A.自从汪晖、黄平接手《读书》后，这本杂志就成了新左派的会刊，徐友渔、汪丁丁、刘军宁等自由主义学人的精彩文章再也看不到了。以前沈昌文时期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读书》不复存在了，只剩下那些新左派洋洋自得，躲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意淫。

　　B.对待思想派系的纷争，最佳的处理方法，是将其置入公共交流领域，以公众的自主选择为计价器。当它进入市场，如果其所坚守的主义、理论之类并不受公众欢迎，且它不愿为屈就市场而更改自身风格，那最终必然要承担黯然出局的命运。不客气地讲，近十年的《读书》正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明证。

　　C.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如果对此有开放式呈现，是极有价值的事。但是1996年以后的《读书》没有做到这一点。

　　反方

　　A.汪黄把《读书》从“一面倒”宣扬精英主义的思想诉求，变为客观公正评价毛时代平民路线诸多正面意义的兼容并蓄，把一味鼓吹“与世界接轨”转变为也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作用进行严厉审视，不仅刺痛了某些人的思想神经，而且对一些习惯于采用西方流行观念来考虑各类问题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常识，提出了难以容忍的挑战。

　　B.哪些人容不得《读书》？那些有权把国有资产装到自己腰包里的人；那些想把农民的土地占了，把农民赶进城市里当贱民的富人和当权者；那些满嘴说效率，反对社会公平的经济学家。

　　C.一份刊物当然有权选择自己的倾向。一本杂志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派系的阵地，本身就说明它也算是成功了。

　　雅俗之辩：《读书》只是一本杂志，即便它与一些知识分子联系密切，但处于书斋之中的数位知识分子，对社会自由化的影响力远远没有导致股市大跌的政府调控措施大。市场归市场，政治归政治。

　　正方

　　A.《读书》是面向知识界的一本高端的思想文化类期刊，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准专业化的、准学术化的，甚至是带点枯燥味道的。是否我们的《十月》、《收获》等严肃文学刊物，也要向街头小报的某某凶杀案、某某三角恋之类的“街头文学”倾斜、靠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B.1990年代以来，《读书》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如“三农”问题、

　　环境生态、女性问题等等，岂是1980年代可比的。而且，真正难读的文章并不多，譬如李昌平的文字，既容易读，也针对现实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C.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味，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判断。

　　反方

　　A.这本杂志素来以文风活泼、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思想前卫而著称。最近十年来的《读书》杂志，前两项却省略了。《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

　　B.从《读书》十年来的文章选择，可以看出编者有试图为中国社会的现当代变迁把脉的雄心。但是，这些话题，也许能看出编者的苦心与责任心，但是这些责任是不是适合放在《读书》上，国务院那么多研究室、中心，它们更适合做这种研究报告。

　　C.如果连杂志前主编范用都说“只有少数文章能读懂”，如果何兆武这样的

　　学者都希望《读书》能沿大众化、趣味化的方向往回调，这说明近十年来《读书》的办刊风格出了问题。《读书》不是学术期刊，太过严肃的道路是一条死路。

　　【点评者说】

　　这场讨论貌似热闹，却让人不无错位之感。对于三联书店来说，其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改制”需要。另一些人则认为，以杂志目前的风格与思想取向，换帅不无必要，而这又被另一些人当作“自由主义”来抢地盘。当事人也满腹委屈，却无丝毫反思迹象。此外，还不乏看热闹、搅混水、射暗箭、逞私欲者的声音。在这样的讨论语境下，各方大抵都在自说自话。惟一确定的，就是让人看到了这份老牌杂志的深远影响力。看到这幕情景，杂志主事者焉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