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历史名人之争，学者之耻文化之痛

　　日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和长治市长子县正在进行“尧之故里”的争夺战。在临汾市尧都区，市委牵头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会，整理、保护和发掘“帝尧和其臣民所创造的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果，以及相关的文物、遗迹、传说和故事”，并研讨出版相关书籍，投资上千万元的尧陵修复工程也在紧张施工之中；长子县不甘示弱，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尧王故里进行论证。一时间，尧真假故里扑朔迷离，人们议论纷纷。（7月13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各地对历史名人的争夺呈愈演愈烈之势，比较“著名”的争端有：炎帝之争、舜帝之争、老子之争、姜子牙之争、诸葛亮之争、曹雪芹之争等。其中，据笔者了解，湖北

　　按照有关人士的分析，名人故里之争，实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因为名人故里之争已演变成一种“营销模式”：修复名人故迹，举办纪念活动，旨在吸纳海内外华人投资，争取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使之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或许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片段，是官方的逻辑思维。为什么历史名人之争愈演愈烈？“专家学者”恐怕是不可忽视的角色。此等“历史官司”的导火索正是他们牵引出来的。

　　以“尧之故里”争夺战为例。2005年，山西某教授发表论文认为尧王的故里和发祥地，极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长子县。一文激起千层浪。2006年，长子县政协邀请该教授赴当地作学术报告，并把演讲的内容刻录成光盘，在当地电视台连续多日播放。随后，县政协又牵头在全县展开大调研，搜寻与尧王有关的古籍记载、诗词歌赋、民间习俗等资料，并汇编成《尧王与长子》一书。于是长子县认定，长子就是尧王的故里，是尧文化的发源地。

　　我们不难发现，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地方政府挑起文化争端的法宝和定心丸。每逢两家对垒甚或“诸家争鸣”，每一方都有组织一群学者来“研讨”一下。有了实力雄厚的学术后台，地方政府自然挺起腰板去争了。

　　把专家学者说成是这样的“历史官司”的“涉案人员”，确是有所不敬。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名人故里、历史遗迹，无可厚非，大可称赞。然而，正是一些专家学者把治学的视域从学术研究扩大到地方利益，为了给某地贴上名人标签才去研究、去争论，无疑是将学术庸俗化了。这是学者的耻辱。

　　如此的“学政结合”，一方面势必影响学术界的治学风气。学者人人“汲汲于功名”，学术怎会不败坏？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地方政府醉心于名人和古迹的遗风余韵之中，而置关乎民生的大事于不顾，势必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影响民众的向心力。

　　除此二点之外，最紧要的还在于，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学者应该坚守治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尚无定论的历史问题，要慎之又慎。学者之于历史，正如考官之于考卷，不可不慎，不慎则失。

　　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而历史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在尚无确凿证据之前，甚至在名利的诱惑下，给历史贸然盖棺定论，就是给后人虚假而非真实的历史，这实在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大不敬。学者的研究对象多是历史的细节。而这细节如果失真或是人为地造了假，那么我们的文化基因就会发生病变。历史一旦虚假，我们的身份证就失去了信用，我们就在外国朋友面前丧失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