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以“债务催收公告”的形式，将12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违约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于众，包括欠债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欠贷金额本息总计3715万余元。这些拖欠贷款的学生，大部分来自贫困的西部和内陆地区。(见本报今日报道)

　　[争鸣]

　　拖欠贷款是拖欠法律义务

　　不管是什么原因，助学贷款合同是一种经济合同，必须要履行。在这方面，什么样的借口都是苍白无力的。俗话说，借钱要忍，还钱要狠。作为成人，就是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也得要先还上助学贷款。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社会舆论“呵护”过多过滥。拿此次公告事件来说，很多人都在为这些拖欠者找理由。但这样的“呵护”，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就不应该享受。因为，这些欠款人已经是负有独立民事责任，且有一定还款能力的民事责任人，我们不能再因“呵护”而无限制地降低要求标准。否则，就是“溺爱”。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其实是对他们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一种纵容。

　　邓学志(安徽

巢湖 编辑)

　　擅自公布涉嫌“滥用私刑”

　　有关银行的这种做法，有一个重要的“尚方宝剑”——为有效控制贷款风险，教育部决定对违反国家

助学贷款协议的学生实行新闻媒体公示制度。“严重违约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毕业学校等信息，将在新闻媒体及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网站公布。”

　　然而，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可不可以公告呢？完全可以，但必须满足两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一是进入法律程序，如公安开始侦查通缉、法院进行受理审判；二是由已经授权的部门实施，如公安部门发布通缉令、法院发布公告送达。除此之外，未经相对人的同意，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公告或发布相关信息。

　　在没有进入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银行即自行对欠款学生展开大规模的“网上追逃”，其“公告送达”的内容甚至比正规法院公告送达涉及的个人隐私还多，这就涉嫌“私设公堂”和“滥用私刑”。

　　樊艳兵(湖北黄冈 银行职员)

　　[第三只眼]

　　银行何不曝光高校违约欠贷

　　大学生欠钱不如期归还，作为银行，有苦衷更有无奈，单就诚信而言，银行做法或无可厚非，但结合到银行“待客之道”来看，则未免有失妥当和公平了。一个事实是，漠视和缺乏诚信之人，并不只是欠贷之大学生，还有对大学生负有栽培责任的高校，甚至包括个别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

　　目前，一些高校不仅从财务核算上来看已经破产，从实际运行上看，也已经陷于困境，甚至每年连付银行利息都成问题。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张军勇说，一些高校确实很难按原定还贷计划还款。明知不能如期归还，却还要疯狂贷款盖楼、铺路、扩张，高校这难道不算一种不诚信的表现？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一些官员，在政绩、利益等的驱使下，贷款盖豪楼、搞项目，却落得无钱还贷。比如，7月18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的四川珙县法院，其大楼竣工欠下银行、信用社等等共计1100万元债务，现连电费都交不起。明知没有起码还款能力，却打肿脸充胖子，这恐怕也得费费银行们的思量吧？

　　在银行的众多客户中，不守诚信的何止区区大学生？如果银行真有一副拯救“诚信”之姿态，那也应该正本清源。一些银行迫不及待地对违约欠贷的大学生进行“隐私性”曝光，难脱欺软怕硬、媚权媚富之嫌。或许，银行对大亨们采取特殊优待服务时，它们会说，这是国际惯例，但它们也忘记了，对那些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落魄者”，国际上许多银行其实是采取“予以宽容”的态度的。

　　大丫山(四川成都 编辑)

　　凸显隐私权与债权的法理纠葛

　　如果我们超越单纯的情感层面，综合法理、制度、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来看待这一事情，就会发现：银行曝光欠贷大学生，看似强势，实则无奈。这种无奈，一方面源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另一方面则源于隐私权与债权在法理上的纠葛。

　　对于前者，无须多加议论。曝光引来了一些争议，焦点在于此举是否侵犯了公民隐私权，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工行未经这些欠贷大学生同意便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网上，表面看来，是侵犯了公民隐私权。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一个语境是：工行和这些欠贷大学生之间并非没有任何联系，两者是一对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何况，作为债务方的欠贷大学生已经违约，侵犯债权方债权在先。

　　法律要保护的隐私，是不涉及他人权益的私人信息。在债权方和债务方之间，与债权债务相关的信息谈不上是隐私，尤其是在债务方欠债不还的情况下，更谈不上是隐私。在国外，信用“黑名单”是债权方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合法手段，而在中国，相关的法律规范却还没有成形，这便使得这种形式在中国虽时有运用，但却一直备受争议。

　　谢涛(广东广州 研究员)

　　[他山之石]

　　由欠贷想到格莱珉银行

　　大部分欠款者来自贫困的西部和内陆地区，“贫困”二字，不由让人想到格莱珉银行——这家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创造。

　　穷人被认为属于“银行业不可接触者”，但是尤努斯却不这么看，他的银行专门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它产生的奇迹是：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

　　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呢？格莱珉的模式中暗藏一个制衡机制：赤贫的贷款者需要组成一个5人小组自己管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会”而遭受监督——这种监督是互相的，如果一个人不还贷，那么其他人就会帮助他，或者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让他每天少还一点，但总而言之，他还在熟人社会里，还处于监督之下。因此若他拒绝还贷的话，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而很难在“熟人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这样，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就能极大消除道德风险。

　　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的程序中，并不存在这种“熟人社会”的设计，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熟人社会”，学生在校期间银行尚有校方可以依赖，一旦学生毕业进入社会，不再有一个可以制衡其道德信用的“熟人社会”存在时，无形压力骤减。与信贷相配套的“熟人社会”不复存在的结果，必然是将还贷排到所有计划的最后，或者根本就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设想一下，倘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手中掌握的不仅仅是1200余名拖欠者的个人信息，还包括一个当事人即使销声匿迹也难以逃脱的“熟人社会”，情况就不会像今天这般被动了。

　　高点(上海 市民)

　　[求解]

　　解助学贷款拖欠，政府要担责

　　北京工行网上曝光千余拖欠助学贷款大学生，根本原因在于助学贷款的运行中，没有处理好政府的政策性利益和银行的商业性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助学贷款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社会整体信用资源的缺失、学校教育的缺位、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学生还贷能力的缺乏。但在学生拖欠助学贷款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政府责任的后退。

　　助学贷款作为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产品的附属产品，政府对助学贷款始终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在助学贷款的风险分担上，理当不让任何一方承担过重的责任，也不让任何一方搭助学贷款的便车。对于政府而言，不仅要在政策制定上完善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而且也需要改变思路，正确认识政府在准公共产品提供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助学贷款风险分担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参与助学贷款的风险分担，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担保责任主体是以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为前提的。美国政府还为助学贷款提供再担保:如果经过担保机构努力仍然收不回贷款且拖欠率低于5%，联邦政府将给予全部的补偿。这确保了发生恶意拖欠时，可将还款责任追究到明确的个人或机构；而发生善意拖欠时，贷出机构只需承担5%的拖欠贷款，剩下的由政府来全部承担。

　　政府、学校和社会都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受益者，应该为其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应看到曝光拖欠助学贷款大学生有遮蔽政府责任的嫌疑。只有构建政府、银行、高校、非盈利机构、学生及其父母共担风险的机制，才能改变银行单方面承担贷款成本、多方面承担贷款风险、单方面追收贷款的缺陷。

　　朱四倍(河南信阳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