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时老师刚从“牛棚”出来

　　入学时老师刚从“牛棚”出来

　　儒商信力建回忆1978年考入中大时，百废待兴，同学求知若渴

　　高考30年 第18期

　　旁白：1973年，信力建被迫离开大学。广州45中的毕业生信力建已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上了几天课。

　　他是广州市当年推荐上大学的100名高中毕业生之一。但1973年，中央政策改变。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去向，从由学校决定，改为由学生家长所在单位决定。

　　信力建的姐姐眼睛不好，先留城了。“一户只能留城一个”。信力建和弟弟都下乡。

　　中国没有什么能干的，就是人多，再一个就是蠢，需要教育，而且是终身教育。

　　现在很多人对扩招有意见。我觉得应该把扩招进行到底，不停地扩招。扩大到20％以后，就是大众教育。

　　精英和国民都要培养，扩招本身没有错，但方法错了，功利了……应该用民生资本，民营学校来开办，不能以市场经济的方法。

　　——信力建

　　◎口述人·信力建

　　广州人，1956年1月生，1973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到从化务农，1975年应征当兵。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分配到省电力局，1984年调到广东省工商银行，1989年脱离公职，创办信孚学校。截至2006年，信孚教育集团共拥有幼儿园12所、中小学6所、老人院1所以及儿童福利园1所，学生上万名，教职员工近千名。— —

　　三姐弟报考一人上大学

　　(1977年高考恢复了。1978年2月，77级大学生入学。1978年4月，已经入伍两年的信力建复员，从广西坐火车回广州，复习考试。)

　　为什么大家都想读大学？因为跟“官”挂钩。入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大学本科迁户口、有档案、国家包分配，毕业就是22级干部。

　　高考前，我在纸厂车间边工作边复习。厂里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工人基本上都在准备高考。我的弟弟、姐姐也一起都在备考。整个社会都比较兴奋，左邻右舍碰面就会讲高考。

　　考试人很多。考生的年龄差距很大。我们班，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高考的时候，我考得最好。姐姐没考上，弟弟考上了中专。

　　我报考了中大中文系。中大中文系曾比北大中文系的师资与名声都强。虽经十年“浩劫”，但解放前就在中大当教授的容庚教授、商承祚教授还在。这些人都是校宝。

　　刚进大学 草比人高

　　10月份入学，很多东西没准备好。校舍很多被工宣、民工占了。学校被砸了，变成仓库、工厂。中大非常荒凉，草比人高，需要重新清理。

　　我们读大学，一是很宁静，一是与世无争。前一届77级是工农兵管理老师。我毕业前后，是政工干部管学生。我恰恰在转轨，谁也不管谁。不过也没混乱，都是自学。

　　老师们还没有完全从“牛棚”里出来。英语老师刚从“牛棚”里出来，穿着长袍马褂，夏天都戴着帽子，终年不脱。他已经虚弱到极点，走路摇摇晃晃。

　　同学们只知道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

　　起初，我很积极去听课，没多久，我发现，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我。我开始逃课。

　　大学我看了许多书。我们有三个图书馆。第一个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书，第二个图书馆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的书，第三个图书馆可以看到1949年以前的书。凭资格借阅。我们在东区图书馆看书，就是“文革”前和解放前的一些书。

　　北京路摆地摊卖《红豆》

　　我们班99个人，女生10个。同学中有不少牛人，有研究文学的。像翁清写得一手好字，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教书法。

　　我干了风光的事，他们没看到。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卖《红豆》。

　　1978年秋冬，中大中文系的王培楠、苏炜、骆炬、陈平原等商议酝酿创办文学社团与一个文学刊物，后定名《红豆》。《红豆》内载有学生们的文学作品，也有学术文章，有独立情感，有自由思想。

　　苏炜的《风雪故人来》曾经谈到：到了每期《红豆》出刊，更是全系各年级所有同学的盛事。大家利用周末，组成发售小组进城，北京路、天字码头、火车站、东山口……每期3000到5000印数的杂志，总能够在一两天内全部售完。

　　我跟同学两个人去北京路新华书店门口，摆地上，蹲那儿卖。两三天，2毛钱一本，一次卖十几本。

　　我有一点点腼腆。不吆喝。谁来买就卖，不然就在一边站着。卖了的钱交了上去。

　　珞珈山商讨创办《这一代》

　　(全国刊物办得较出色的13个院校的刊物代表在北大开会。大家拟联合创办新刊物《这一代》。当时议定，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珞珈山》、北京大学的《早晨》和中山大学的《红豆》，是《这一代》杂志的三个主要核心。

　　1979年初，为商讨创刊号《这一代》办刊的具体事宜，信力建等人作为《红豆》刊物的代表者北上武汉，与这一期的主办方武大同学，齐聚珞珈山。)

　　大二冬天，我们两三个男生坐火车跑到武汉，到武大珞珈山男生宿舍。见面时间不长，聊了半天，喝茶。

　　后来，他们学校的领导发现了。“文革”刚刚结束，阶级斗争的观念很强。我们开始不敢出声，有点“做贼心虚”。打开门，人家把我们请了出来，要求我们自己解散。

　　走出武大时，满天的鹅毛大雪。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回来了。

　　“愤青”跳出国企鏖战商海

　　(78级大学生毕业分配很好。信力建的同班同学大都分到北京或广州，进了中央各部委、省市政府机关、文化单位等。信力建被分配到省电力局。省电力局又把他下放到下属基层小工厂——电力修配厂。该厂位于广州海珠区)

　　毕业也有发过梦，也想去各部委办。但毕业后，梦就破灭了。当时也有点悲伤。当时觉得，他们可能感觉我不是很符合后备干部的培养条件吧。

　　同学们就分配到各部委机关，我就是去了企业嘛。那个厂长跟我说，我才是个科级干部，你现在就已经科级了。我下面有三个股，但是都有股长了。

　　感觉就是明显地说，你还是走吧。

　　(信力建产生了极大的自卑感。10年没和同学来往。)

　　后来我能够创业，能够发展，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因为这个情节在里面起了一定作用。

　　就是想重新出人头地，一种证明。

　　一种“愤”，一种“愤青”的情节。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刘丽君

　　本版记录：本报记者 陈实郭媛 实习生 雷敏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范舟波实习生 李宗泽

　　图：

　　信力建(右)大学时代留影。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