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应为摊贩留条通道

　　深圳地铁一号线大剧院站C出口通道最近挂出的一条横幅引发市民争议，横幅红底白字写道：“坚决打击在地铁车站内卖艺、乞讨、乱摆卖违章行为”。有市民认为横幅带有歧视的意味，但也有人表示理解，认为卖艺、乞讨、乱摆卖者占据通道，扰乱了公共秩序(见昨日本报)。

　　在很多人印象中，打击摊贩理所当然是城管的职责。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摊贩逐渐从“地上”转到了“地下”，人行隧道、地铁车站便更多地出现了这类人的身影。但事实上，对文明与秩序的高要求，使许多的公共管理者随时都可能临时兼任城管之职，让卖艺、乞讨、乱摆卖等这些“影响市容者”无法立足。

　　地铁是代表一座城市文明与现代化的窗口之一，让那些衣衫褴褛、跪地乞讨、强买强卖者大行其道，当然是一幅不太美观的图景。客观来讲，地铁拒绝乞丐与摊贩的初衷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城市公共管理者在治理乞丐与摊贩问题时，有没有把他们也视为正常的公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理顺了公共管理与摊贩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在公共视野下审视驱赶摊贩的问题。

　　显然，一个合法的公民是不能随意被“坚决打击”的，但在创建文明与秩序的指引下，许多城市都在公共场所“打击”着乞丐与摊贩。在依法治国、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下，公共场所的空间、通道属于每一个公民。但是如果在占据公共场所的空间时，你破衣烂衫，你跪在地下，你拿出小商品叫卖，你将引起管理者的警惕，并面临着从文明守法的公民中被分离出来的可能，尽管法律并没有赋予管理者这样的权力。

　　城市公共场所追求文明与秩序，并不意味着摊贩与乞丐就不想追求。正常逻辑下，任何一个公民都希望自己能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假如，贫困中的摊贩与乞丐总是被“打击”，无疑是永远也无法文明起来的。当摊贩们从大街转移到广场，从广场迁到地铁，然后又从地铁回到地上，公共管理者们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摊贩们会因为“打击”而消失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摊贩们需要谋生，此地禁止他们立足，他们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禁止他们摆卖，他们就去另一个城市。各地各部门都在追求文明与秩序，摊贩们免不了循环往复地“打游击”，这不仅增加了各地与各部门的行政成本，同时使摊贩们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

　　尽管有市民指责乞丐与摊贩存在欺骗性与违法性，但这不足以成为公共管理者“有罪推定”的依据。出现害群之马，执法人员介入清除便是，城市管理者不能因此而对摊贩与乞丐群体都保持怀疑。

　　有城市为摊贩与乞丐们指定了活动区域，例如，有的城市划定了禁乞区，除了这些区域，乞丐们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行乞；有的城市则为摊贩设计了集中摆卖区。这些貌似人性化的举措，一度成为人们指责摊贩们不守规矩的依据。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乞讨与摆卖行为必须集中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如果禁止在这些场所乞讨与摆卖，与全面禁止并无太大区别。毕竟，在偏僻地带行乞或摆卖，与朝着空气挥拳无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贫困必须被视为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如果公共管理者愿意从这个意义来看问题，那么就应当对摊贩与乞丐的存在感到愧疚，而没有理由对他们的基本生存能力做进一步地限制。可见，处理摊贩与地铁通道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应当是如何为摊贩们的生存预留通道，而不是单纯地责怪他们扰乱了地铁通道。 □度千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