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官员自律难保“有钱先紧百姓花”

　　■ 社论

　　“花1000多万元建座新大楼，县财政办得到，但有了钱还是先‘紧’着老百姓，房子修修还能用，新增财力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土坯房办公室里，河南省卢氏县县委书记对记者说的这番话，最近引起了舆论反响。7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民调显示，在5149名参与者中，61.3%的人认为，“卢氏县县委的节俭作风值得赞赏”；91.2%的人认同“有钱先紧着老百姓”这一理念。

　　在“豪华衙门”风屡禁不止的当下，卢氏县县委、政府能“委屈”自己，造福民众，实在难能可贵，也正如此，它得到了民众的赞赏。政府的税收既然取之于民，当然应首先用之于民，如果一个政府将税收当成私款，处处优先为自己“造福”，那它就失去公信力，也会失去民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氏县委、政府这样做，尽到了为政者的本分。

　　不过，也要看到，卢氏县“有钱先紧着老百姓”的理念，并非是靠制度设计来保障的，更多的是出于官员的道德自觉。卢氏县县委书记说得明白，县财政有能力造新办公大楼，只是他们“不想”而已。正是出于道德自觉的“不想”，使他们虽长住土坯房办公，也不觉其苦，认为“既不窝囊也不高尚”。

　　当“清明政治”的个案，是由官员“不想”所产生的，表面上它值得尊敬，但在更深层次上，也值得深思。今天官员“不想”，不意味着明天“不想”，这一届官员“不想”，不意味着下一届官员“不想”。“有钱先紧着老百姓”，如果只是官员的一个道德自觉，它随时都可能人走茶凉。事实证明，仅靠官员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权力的自我约束上，不如想方设法去依法约束权力，让官员由“不愿”、“不想”的道德自觉，变为“不敢”、“不能”的制度制约。这才是实现“清明政治”的长久保障。

　　碰巧，7月23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就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上海南汇惠南镇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但镇政府办公楼陈旧，办公条件较差，长期以来，新办公楼的建设工程，却一直没能启动。何也？并不是官员“不想”，而是当地一个独特的决策机制造成的。

　　2003年，惠南镇开展了一项基层民主改革，将政府要做的“实事工程”项目，交给人大代表决定：每年10月中旬，人大和政府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征集各方意见，然后汇总，形成“年度政府实事工程征询表”，然后交付人大代表按照轻重缓急等标准投票选择。最后，在预算总额内，排序靠前的项目优先入选。这样的机制，使得镇政府虽然需要改善办公条件，却始终得不到建设立项，因此无法在自己身上大笔花钱，而必须先紧着百姓花。

　　同样是“有钱先紧着百姓”，卢氏县的做法，有着难以确定的未来，而惠南镇的现实，却让人更感觉踏实———民众的权利不是政府或官员赐予的，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民众和人大代表决定政府如何花钱，这样的外在力量，促使政府必须自我约制，不能再动辄为己“造福”，而是优先去做造福民众，服务社会的事。显然，有了这样实实在在的民主决策机制，方能从根本上杜绝诸如“豪华衙门”这样的公帑挥霍，使得“有钱先紧着百姓”成为常态。

　　相关报道见昨日A15-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