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学风 科学的态度

　　我真正接触龚育之同志是在1966年2月。那一次，我和龚育之同志交谈虽然不多，但他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稳重，一看就是学者的样子。1980年，我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和龚育之同志一起共事，直到1988年他调到中宣部。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8年的工作是龚育之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工作经历之一。他对整个党的文献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和参与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选集、文选、选读等项编辑工作。老一代领导人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宣传、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他参与编辑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全党认识，凝聚全党力量，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龚育之同志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他的精力更偏重于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他认为，要更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尽可能多地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而人们又更多地希望编辑出版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稿。在毛泽东全集暂无可能出版的情况下，他提出先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手稿和由毛泽东同志审定的文稿编辑出版。这就是由他主持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十三册)。收录这部书的文稿里，包含为实践证明的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的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就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提供了比较全面和相当丰富而可贵的材料。

　　在与龚育之同志共事多年间，我直接而深刻地感受到他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在编辑工作中，他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问题，一旦发现就锲而不舍地追究到底，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收入一篇《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书出版以后，翻译家爱泼斯坦提出其中一些译文有问题，龚育之同志便派人去外交部找来录音仔细核对，同几位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拜访爱泼斯坦，同他一起认真研究和校正译文。后来这本《邓小平文选(1975—1982)》再版时，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改正过来了。

　　中央文献室的同志有人说，“老龚的眼睛特别尖”，有人说他的脑子像电脑。经过多少人看过的稿子没有发现的问题，却被他挑出来;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他能解开。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收录了一篇毛主席1936年5月25日给阎锡山的信，原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一份手抄件。其中，有一句话:“敝军抗日被阻，然此至为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然此至为昨”是什么意思呢?编者们被憋住了，总也解不开。过了几天，终于被龚育之“破译”。他认为，“至”是“志”之误，“为”是“如”之误，是抄写者的笔误，一为同音字笔误，一为形近字笔误。改成“然此志如昨”，就完全通了。“此志”就是信中所说的红军的抗日要求和决心。

　　2003年10月，我们将130万字的《毛泽东传(1949—1976)》清样送给龚育之同志，请他提意见，他欣然接受。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很好，还是十分认真地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其中，有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被他看出来了。比如，毛主席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同哥穆尔卡一次谈话中，在讲到反对英美的反苏宣传还得靠打文字仗时说:“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真枪善战。”正式记录就是这么印的。龚育之认为，“真枪善战”是“唇枪舌战”之误。我们一听，恍然大悟，无不佩服龚育之那个精细的头脑。又比如，《毛泽东传》在评论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的中苏谈判时，说这中间尽管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龚育之说，当时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改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龚育之同志做学问的态度，认真、严谨、扎实、缜密、求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理论家，有很多条件，如十分用功，勤于动脑，博览群书，知识面大，思路宽广;既懂社会科学又懂自然科学，既有历史眼光又有世界眼光;等等。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有一个好的学风。他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所谓“理论家”，更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他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和很高的概况能力而且能写出高水平的理论文章;他同时又善于并且极有兴趣做党的文献的考据工作。一些看来似乎很烦琐的考证，他却做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其实，这是一项艰苦而很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具有广泛的知识，用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好的。当然，龚育之同志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有时他还为了反击一些对党的文献仅有猜测而没有根据的说三道四的外国学者。龚育之的考证文章同他的理论文章相得益彰。可以说，他的考证功夫对他的理论创作是不可或缺的。

　　我很喜欢读龚育之同志的文章。有内容、有见解，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发。特别是他的文风，别具一格，带有鲜明的龚育之特色。他的文章十分流畅，语句简洁，用词新颖，不落俗套，文字生动而形

　　象，逻辑严密而精确。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驳斥有些外国学者关于《实践论》修改问题的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进行有力的反驳，然后说:“囿于流行的成见，人们甚至可以看不见已经碰到他鼻子尖的真理。”文章就以《当真理碰到鼻尖的时候》为题。看了这个生动而形象的题目，大概都会想去读读这篇文章。龚育之同志善于用精炼的文字概括、叙述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在这方面他是个高手。所以，读他的文章回味无穷。从他的文章里很难找到空话、套话一类东西。他的文章毫不拖泥带水，读起来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引人入胜。我觉得，在今天大有提倡好学风、好文风的必要，在这方面龚育之同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龚育之同志在理论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只想说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他的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方面。他以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理论的和实践的)为依据，结合现实情况(国内的和国外的)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新的表述和独到的见解，对这项研究开拓出一个新境界。

　　第二，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始终贯彻并努力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作为一名党员理论家，他十分注意党性原则。龚育之同志富有理论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又有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他使两者比较好地结合起来。

　　龚育之同志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对党的理论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和战友，这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和党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