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官的道德评价宜有宏观视野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站长白俊松，因在政府采购中受贿21万元，于7月3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在庭审时的最后陈述阶段，白俊松说：“吃苦受罪不算什么，只是不甘心把年轻的岁月浪费在监狱里……我虽然犯了罪，但我不是坏人，希望法官能对我区别对待。”（7月31日《北京晚报》）

　　无独有偶。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被判刑的中组部研究室原主任王法雄，今年7月初在所服刑监狱向中直某机关的干部作警示教育报告时，也一再表白“自己是个好人，只不过不小心犯了低级错误”。

　　好与坏，是一种道德评价。对某个人要作出道德判断，大抵需要两个要件：一个是主体，谁作评价？二是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是公众认可的，还是个人主观的？这都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比如上文白俊松所言“我不是坏人”，王法雄之谓“自己是个好人”，就是因为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的问题而导出的结论。这种情况在媒体报道中也很常见，比如一个贪官，在女儿眼中始终是一个好父亲，在妻子看来也是一个好丈夫，在哥们儿眼里是个好朋友……统统是个“好”字。换句话说，他贪污受贿、他徇私枉法，往往不能影响周围人们对他的道德评价。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用受贿款进行扶贫，2005年8月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刑后，社会各界还有不少人为这个“好官”喊冤。

　　按照共同认可的观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很严重的：一是动摇国家政权的根基，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滋生离心力和不满情绪，导致政权不稳定；二是冲击国家秩序，影响职务行为廉洁性，践踏民主法治和行政运作；三是破坏市场经济，影响经济增长，妨碍合理的收入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改革受阻；四是使公众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毒化社会风气，造成个人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泛滥。

　　应该说，上面的阐述是公共视角下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我们真正要坚持的道德舆论导向。然而，对于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对贪污受贿这些明显的违反公共道德标准、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人们却经常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呢？我们认为，其根源在于评价主体的道德视野太窄，往往是站在自身利益角度，用个体的主观的标准进行衡量，因而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这种貌似有道理的道德评价方法，其危害性甚大，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腐败盛行的深厚民间基础。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当了官掌了权，多数民众都认为其有义务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办事，否则你有何权力用？而当这个官员为了亲朋好友谋取私利而出事后，又以自己的利益观对其作出“好人”、“好官”的道德评价，这又使得在位的官员在周围人“一片大好”的道德鼓励下继续腐败——如此恶性循环，害人毁己，毒化空气。

　　腐败，最终会影响每一个公民的生活质量。对于贪官进行道德评价，每一位有智慧的公民都应当秉持宏观的公共道德评价标准，痛击腐败者。唯此，方能清除腐败的民间基础，方能构建一个真正清风明月的廉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