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水平不是忽高忽低的跷跷板

　　国税总局发文对中外税负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经济效益的改善，以及税收征管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趋势将会持续一段时间。（8月4日《新京报》）延伸阅读：税务总局：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我国与工业化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对比图)

　　我们对“中国税负水平”的关注，大约是从《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开始，当年“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福布斯》发表的2007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表现有明显改善，它展开的税务改革计划，使税负痛苦指数下降了八点，在全球排名从第二位退到第三位。遗憾的是，这个“利好”与国税总局的价值判断还是背道而驰了：一是两者判断的起点高低有严重出入；二是两者对中国税负的走向也反向而行。抛开孰高孰低的口水纠缠，我们不妨借由“中国税负水平高低之争”来反思一下中国税负的真实语境。

　　首先，笼统地单维比对“税收与GDP的比重”显然并不能直指税负真相。这就好比购物不单单是看是否“价廉”、还得关注是否“物美”一样。因为，税收的本义是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指向的是民生幸福、而决不是痛苦。譬如瑞士，虽然税负水平很高，但其福利水平也很高，因此单纯看税收占GDP的比重是片面的：税收与GDP相比只是其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其二，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显重要。如果社会福利没有明显的改善，即便是减少的税收与GDP之比，也代表着全社会有着很高的税负实际。事实上，1998年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至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可见，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增长幅度，的确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说明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我们离“共享”和“藏富于民”的理念尚且有着显然的距离。

　　其次，我们的“低税负”之所以与老百姓的观感存在显著的落差，根本在于我们还存在中大量的、白色或灰色的非税收入：除了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此外，还有众多名为“收费”、实为税收的管理费、罚款和赞助费等。这些不开条、无发票的收入都不可能被计入正规的税费范畴。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算过一笔帐：“去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

　　第三，我们的税负高低之辩，隐语着税制变革的吁求。我们以流转税打天下的税收体制需要变革了，数据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额的3%左右，整个所得税的比例大约只有17%，而西方国家的所得税比例一般占税收总额的50%左右。“重流转税轻所得税”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了企业税负；大量个人所得规避在税收之外。最终表现为“一边是企业缺资金，一边是社会上涌现大量剩余资金”之诡异。

　　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有赖于“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通过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比分析也证明：在一个发展阶段中，低税负国家的经济增长高于高税负国家。诚然，眼下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还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做很多事情，税制改革的目标也不可能一触而就，但有一点；中国税负水平毕竟不是忽高忽低的跷跷板，我们在判断税负水平、并以此影响公共决策的时候，需要更宏观的经济视角、需要更悲悯的民生情怀、需要更向下的福利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