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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考我们“全军 覆没”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8日15:15 南方都市报
那年高考我们“全军 覆没” 范晓东称1977年高考恢复“并不值得感激”，自认是“遭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一代 彻底报道 1977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耀眼，偶尔有风吹过田野。体重不到100斤的范晓东挑着40斤粮食，从粮站回住处，之间是大约5里的泥路。停下擦汗时，他听到村里大喇叭传出的消息——高考恢复了。 “谈不上激动。我们那代人，早已习惯逆来顺受，高考也是，你恢复了，我们就考，仅此而已。”他说的“那代人”，是指“1966年开始读书、1976年高中毕业”，时间恰好与“文革”重合。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高考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甚至不清楚人生的目标。”当年，范晓东所在的安徽省舒城中学有两个毕业班，共100人，没有人通过1977年12月的那场考试。1985年，退伍归来的范晓东再次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拿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录取通知时，他即将过27岁生日。那天，他第一次有想哭的冲动，并在日记里写道：“等了8年，终于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人物档案 范晓东，1958年出生，安徽省舒城县人，曾在深圳、东莞从事律师工作，2006年来到惠州，现就职于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 1977、1978年两次参加高考，先后落榜。在宁夏服役3年后再次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 “看有毒小说、不爱劳动”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学习最终是为了什么？看起来，只有去农村这一条后路。这么一想，斗志全无。 1972年1月，范晓东从安徽省舒城县第一小学毕业，进入舒城中学。学校初一即开设英语课，范晓东暗下决心要学好，初中时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英语更是数一数二。 升入高中，范晓东迷惘了。他1966年开始读小学，高中毕业是1976年12月，恰好与10年“文革”并行。“我们从来没有高考的概念。小学、初中思想简单，学习倒也有些劲头，升入高中后，一下子就迷失了。”高中开学前，只因厌倦学习，范晓东的几个初中同学选择了下乡务农，学校还把他们作为正面典型宣传。“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学习最终是为了什么？看起来，只有去农村这一条后路。这么一想，斗志全无，成绩一落千丈。” 范晓东迷上了小说，在虚构世界里寻找快乐，尤其爱看《铁道游击队》，看了3遍，封面都翻破了。有一天偷看时被老师抓个正着，期末评语里出现一句“该生看有毒小说”，理由是里面也有一点爱情描写。此外，范晓东当年身体瘦弱，而学校每周至少组织半天劳动，他干活比不上其他男生，评语里又多了一条“不爱劳动”。 “整个高中时代，都厌倦学习，大家都是这样，找不到学习的理由，成了名副其实‘迷惘的一代’。”也正因如此，在1977年高考中，范晓东和同学们纷纷从农村返回城市，利用最后的时间补习冲刺，但终究还是全军覆没，“我们中学两个班，一共是100人，一个没考上；还有舒城一中、二中，这两个学校76届共有10个班，六七百人，大多数也都回来考试。全加起来，考上的就两三个人。” 下乡按妇女标准挣工分 云彩很好看，但就像我的幸福，永远触摸不到。更痛苦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幸福。 1976年12月，范晓东高中毕业，同学们互赠纪念品，好朋友谈向荣送给他一支“新农村”钢笔。他整整用了30年，包括参加1977、1978年两次高考，一直到去年，笔尖部分被损坏。“虽然不能用了，但我还会珍藏。”范晓东说，谈向荣现在舒城县工商局工作，在舒城中学76届毕业生中，他俩的现状都算不错，“绝大多数人，分散在舒城的各个角落，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艰难度日。” 范晓东记得，高中最后一课，老师给他们一句临别赠言：“创业难，守业更难。”这让他无法理解，甚至觉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在1977年春节后，他和其他同学都确定会下放到农村，未来的若干年里，他们只有一个机会回到城市——劳动出色，得到当地贫下中农推荐，回城学习深造。对于“不爱劳动”的范晓东来说，这显得遥不可及。 读中学时，范晓东和同学常被学校组织去欢迎、欢送知青。1977年2月，他被分配去舒城县桃溪公社回圩大队，也享受了“锣鼓喧天、夹道欢送”的待遇。而且，他还被选作下放知青代表发言，只不过发言稿是父亲代写：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发言时铿锵有力，其实口是心非，满脑子想的是，留在学校多看点书、自由地生活。” 下乡时还是早春，乍暖还寒，每天清晨，当地农民带着范晓东去拔秧。“脚踩进水里，刺骨的寒冷。”硬撑了两天后，范晓东跑出去买了一双胶皮长靴，“别人看到后，都哈哈大笑，我一问才知，只有女人才穿这个下田，而且是来月经时。”不过，当地人还是很关心这个城里来的男孩，村里给他定的任务是“一天做8个工分”，和妇女一样。 “无聊时，我会算账：8个工分是4毛钱，1年144元，10年就是1440元。1440元，就买了我10年的青春。”将近两年的知青岁月里，范晓东时常一个人走在乡村小路上，仰望蓝天白云，“云彩很好看，但就像我的幸福，又高又远，永远触摸不到。更痛苦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幸福。” 唱了10多遍“望题兴叹” 落榜后并没有特别难过，因为同一年毕业的99个同学也全部落马，包括“叱咤风云”的才女李青。 在绝望中，范晓东等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没有激动，只是觉得是个机会。于是回城复习，父母特别支持。当时，父亲已调到银行工作，他的同事送来最新复习资料。“我豁出去了，把当年的旧书、旧笔记全部翻出来看，晚上还参加辅导班，可惜，时间有限，力不从心。” 1977年高考，范晓东报考理科，“回头想想，题目都不难”，不过，对于荒废整个高中、又下乡务农2年的范晓东来说，只能是“望题兴叹”。印象最深的一道题是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与其他革命歌曲一样，这一首范晓东也有口无心地唱过无数次。他枯坐在考场里，心里一遍遍哼唱，唱了10多遍后，终于无奈地放弃。“每天喊口号、唱革命歌曲，其实，根本没有牢记，这是我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范晓东是在舒城一中考试，戴着父亲的手表，用的是那支“新农村”钢笔。想到这次考试决定自己是否回到农村，他开始紧张。考试结束，大家议论纷纷，旁边两位30多岁考生的对话让他印象深刻－－其中一个说，恢复高考，好像黎明破晓前的那一丝光，虽然细微，但是耀眼；另一个面色肃穆地说，过去10多年，就像走在黑夜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路前方突然冒出火光，顿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蹦到那儿去。 范晓东却还在黑暗里。他记得，高考作文题目与华国锋有关，他特别想写“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但“喷薄”这两个字怎么也想不起来，越急越不行。他开玩笑说，要是当时能“喷薄”一下，说不定最后能考上。不过，他落榜后并没有特别难过，因为同一年毕业的99个同学，也全部落马，其中包括他心目中“叱咤风云”的才女李青。 在当年的舒城中学，李青符合“校园名人”的所有条件：校长的女儿，成绩遥遥领先，一直是班长兼任团支书，长得还漂亮。由于学校在郊区，李青和范晓东又都住在县城里，所以每天下晚自习后，两个人会一起步行回家。但并没有故事发生。“她走前面，我跟后面，大概6里路，但谁都不说话。” 李青现在舒城县中医院，担任财务科长，她和范晓东偶尔还会互相问候，但高考后没有再见面。8月5日，记者电话联系上李青，1977年高考失利后，她被分去当地一家白酒厂，非常不甘，最后也是通过自学，考上了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读财会专业，正在开会的她并不愿多说什么，后来发出一条短信：“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也早已忘了，不想多谈，抱歉。” “生不逢时，我们是被耽搁的一代。我们也有理想，但永远处在被遗忘的角落。”范晓东说，他和李青在短信里聊起“一前一后走路回家”，觉得很有意思，但谈到高考，都是满心遗憾。范晓东承认，1977年高考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不但恢复了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还彻底改变了20多万人的命运，成为国家复兴的基本。“只不过，对于我、李青、乃至被‘文革’耽误整整10年的这一代人来说，恢复高考的意义小了很多，我们掉队掉得太多了。” 考上电大最快乐的三年 时过境迁，1977年高考中的“小字辈”，成了电大全班50多人中的“老大哥”。 1978年，范晓东再次参加高考，依然失败。他受到极大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父亲范永华。在他读小学时，曾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被划为“保皇派”，一直被批斗到1968年。心力憔悴的父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范晓东身上，儿子两次失败，他无比失望。当时恰好征兵开始，“走了后门，终于争取到一个名额。”1978年12月，范晓东到了宁夏军区独立师84606部队54分队，担任文书。 1981年，范晓东退伍后进入舒城县糖业烟酒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国营企业，条件不错，他当政工干事，“在当地也算个体面工作，但我不甘心，校园情结还是深藏心底。”在那时的他看来，读大学意味着出路更好，而且还有些浪漫色彩。 1985年，范晓东又一次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最后考上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在法律专业全脱产学习了3年。那也是他自认为迄今最快乐的3年。“如果你为了一样东西，等了20年，没有理由不珍惜、不兴奋。”时过境迁，1977年高考中的“小字辈”，成了电大全班50多人中的“老大哥”，让他有些欣慰的是，后来加入的一个同学年纪比他还大，令他退居全班“第二老”。他闷头学习，要把以前耽搁的全补回来，第一学期，他是全班第三名。 1986年，儿子范雅君出生。今年暑假过后，范雅君就上大四了，他就读于皖西学院，同样是法律专业。范晓东记得，在2004年儿子高考前，他在东莞工作，给儿子打电话说，量力而为就好，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辛苦。 范晓东偶尔也会和儿子聊起当年的高考，但儿子不感兴趣，“没办法，他对那个大环境无法理解。”范雅君正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计划毕业后自己开事务所，还对范晓东说“老爸，以后到我这里来打工！”说到这里，范晓东笑得特别开心，儿子比自己有出息，没有绊倒在高考的门槛上。 当被问起“如果1977年就能考上，现在会怎样”时，范晓东沉默了一会，语气坚定地说，如果考上，如今一定会有所作为！他现在看法制类报纸时，常看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袁曙宏的文章，“他比我早一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1977年高考，他是整个舒城考上大学的几个人之一。”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主办的正义网上，可以看到一篇介绍袁曙宏的文章：“1975年高中毕业后，曾经下乡插队。1977年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安徽大学。”2003年8月至今，袁曙宏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部长级)，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说起袁曙宏，范晓东流露出敬佩之情。1977年之前，两人的生活轨迹几乎平行，高考成为转折点。“那种情况下，他能考上，能力和毅力都不是常人能比。” 恢复高考“完全不感激” 国家是一个大家庭，领导人是家长，理所应当要管好家庭，取消高考是个错误，现在改正错误，天经地义。 “也许与很多人想法不同：对于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感激，这也并不值得感激。”范晓东说，即使自己当年考上了，也还是这么认为。他打了个比方，国家是一个大家庭，领导人是家长，理所应当要管好家庭，取消高考是个错误，现在改正错误，天经地义。“只是在‘文革’10年中，我们这一代自生自灭，是最没主见、最吃亏的一批。” 有两部外国电影对范晓东影响至深。一部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他在部队里，看见一个律师慷慨陈词，羡慕不已，当晚就梦见自己当上律师。后来几经努力，终于梦想成真。 另一部是巴基斯坦影片《人世间》，讲述一个正义律师为一个穷苦孩子洗刷罪名，影片的开场白是：“人世间，多少事，多坎坷。孰不知，从善如流，难上难！”听到这段话，范晓东鼻子有些酸，这不就是“文革一代”的写照吗？他把这段话设置成QQ签名。 “我们那代人，什么都赶上了。”范晓东以自己为例：所谓“工、农、兵、学、商”，他占了4个，除了没当过工人。“文革”10年，学习最没有目标，都在混日子，他赶上了；上山下乡，他搭上了最后一班车；在糖业烟酒公司，计划经济时他工作安心，后来市场开放，他当上部门经理，但根本不是经商的料；电大毕业出来找工作，很多都有年龄限制，他因为年纪大，被拒了无数次。 即使如此，他还是感到幸运，毕竟他考上了电大，否则，现在应该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本地，“仅为了生存，与理想无关。”1993年10月，范晓东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为了闯出更广阔的天地，后来他来到惠州。 “恢复高考，是一个转折，从动荡回归到理性。我不是受益者，但也是见证人。”身为律师范晓东说，理性地评价恢复高考，其实是一种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尽管它被一些人形容为“最残酷的考试”，尽管如今高考制度受到很多质疑。 采访中，范晓东前后3次说起“对于我们这代遭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人，国家应该有所补偿”。其实，他自己也清楚，以这代人目前的年纪和境遇看，生活已经定型了。“接受这个采访，我很高兴，30年了，第一次把这些话说出来，希望能被同时代的人看到，一定会有共鸣的。” 采写：本报记者 张展鹏 摄影：本报记者 陈伟斌 彻底报道邮箱： ndcdbd＠163.com 图： 如今的范晓东在惠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 高考两度失败后，范晓东(二排右三)走上参军之路。 （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