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的农民工怎样去医院？

　　■ 观察家

　　这几位民工最后被诊断为轻度食物中毒，身体很快就会康复，有人会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然而，社会公正体系的建立，正是要从这些小事做起，而不是一定要等待酿成大祸之后，弱势人群的权利才可能得到部分伸张。

　　8月17日中午，朝阳区银泰大厦工地8名管道工午饭食物中毒，自感身体不适后立即前往医院救治。跟所有没车的市民一样，他们能想到的最快捷方式就是打的。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工地外先后拦了十几辆出租车，都遭到拒载。其中有人跪地求助，达20多分钟，仍然无人理睬。多数人只好步行赶到医院，另外两个人报警后得到110的救助。

　　出租车司机看到他们后都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原因还不全是像医院那样，怕他们没有钱支付车费，还有明目张胆的嫌恶，正如其中一个司机所说：“(你们)满身灰土的，坐垫受不了。”

　　出租车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学会了说几句英语，而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并随时怀着善心对待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文素养水平让人忧虑。

　　人文的口号、道德的谴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的社会运作中，惩恶扬善的机制更加重要。比如，梅尔·吉布森发布歧视犹太人的言论，如果他不道歉，则不仅影视作品遭到抵制，犹太社团还可能将他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同样地，在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社团，工会组织的关心又不够到位，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伤害则很难申告。

　　就这个事件而言，我所想象的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比城市人更需要服务和维权的组织，于是当农民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来自于工地健全的工会组织或者其他服务于农民工的机构，就会及时伸出援手。这样，农民工们就懂得一些基本的城市生存规则和权利意识。比如，他们知道，而且比一般城市人更加牢牢地记住，出现食物中毒这种情况，他们有几种情况可以选择：

　　第一，他们可以要求所在的建筑承包商，立即安排车辆送往医院急救，否则会有官司和高额索赔；第二，他们可以拨打120或110，知道获得紧急救援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第三，他们可以自行拦招出租车，明白出租车司机不得拒载，否则可能遭到诉讼和高额索赔。

　　在这几种选择中，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完全用不着下跪请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并没有施舍给城里人什么，同样地，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可施舍给他们的，获得帮助自然应该心存感激，但更应该明白自己应该享有什么权利。比如他们应该被告知，出租车行业是服务业，有作为公众契约的承诺，其中包括不得无理拒载。如果有人拒载，他们可以记下车号事后投诉或起诉。

　　发生这样的事情后，工地健全的工会组织或者其他服务于农民工的机构，就可以帮助他们找回公道，或者他们知道也可以自行讨寻。比如，当他们发现身体不适，可能是食物中毒时，承包商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到法庭去应诉？110得到求救后，及时地把其中两人送到了医院，是否还关心了另外步行的几个人？

　　在法治社会中，法院应该站在法律和公德的一边，将弱势群体所受的物质、身体和精神损害都一并考虑，对施害者进行应有的严厉惩罚。这几位民工最后被诊断为轻度食物中毒，身体很快就会康复，有人会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然而，社会公正体系的建立，正是要从这些小事做起，而不是一定要等待酿成大祸之后，弱势人群的权利才可能得到部分伸张。

　　□长平（广东 学者）

　　相关报道见昨日A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