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数增长到发展方式变革

　　■ 孙家驹

　　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首先要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和目标，在评价经济发展时，不仅看重经济总量、人均量，更看重经济增长率。可以说，传统经济学痴迷于经济的指数增长。因此，不了解经济指数增长的“真相”，不破除经济指数增长的“神话”，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发展方式变革的重要意义，更不可能积极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指数增长不可持续

　　所谓指数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按一定的百分比增长。严肃的物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认为指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条雌鳕鱼能保持生育能力20年，年产卵达900万颗。英国著名遗传学家史蒂文·琼斯在《达尔文的幽灵》一书中提到亚历山大·杜玛斯（大仲马）在他的《烹饪大词典》中的一段描述：据推算，如果不是偶然因素制止鱼卵的孵化，所有的鳕鱼卵都可以孵化成熟，只需花3年的时间，大海将充满鳕鱼，人们可以脚不沾水地踩着鳕鱼背走过大西洋。

　　20世纪60至70年代，全球人口增长率约为2%。美国著名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按40亿人口、人均体重45公斤、人口年增长率2%计算，得出经过1800年的增长，人体的总重量将等于地球的质量，经过5000年的增长，人体的重量将等于整个宇宙的质量的惊人结论。

　　《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犹大后悔为了30个银币而背叛耶稣，他带着银币找到首席牧师说：“我有罪。”然后在离开教堂时扔下了银币。这笔钱成了牧师们的难题，他们认为这些钱不应当被增加到圣洁的财产中去，于是商议用它买一块义冢地，用来埋葬陌生人。美国著名生物学、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假设如果他们采取“使钱增长”的办法，将这30个银币兑换成2克黄金，存入银行，让这笔钱通过在未来2000年中静静地获取5%的年息使自己变得纯洁，然后取出本息，分配给那些为耶稣之死感到惋惜的活着的人。2000年后这笔存款总额有多少呢？4.78×1042克黄金!地球的质量是5.98×1027克，是地球质量的800万亿倍!即使那时有50亿人为耶稣之死而遗憾，每个人也能分到地球质量16万倍的黄金!

　　与海洋体积相比微不足道的鳕鱼，与地球质量相比微不足道的2克黄金，与宇宙质量相比微不足道的人口，一旦搭上了指数增长的“神奇列车”，海洋就能变成“鱼堆”，地球就能变成“金球”，宇宙就能变成“肉宇宙”。但世界上会出现这些荒谬绝伦的景象吗？显然，这些都只是纯数字上的增长，不可能变成现实。因此，指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很早就有人思考过经济指数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近100年来思考这方面问题的人就更多。1972年，专门研究世界未来学的学术机构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重点分析了指数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指出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力增长会相当突然地、不可控制地衰退，并提出了改变指数增长趋势、建立生态和经济全球均衡状态的对策设计。当时西方社会正沉浸在高增长、高消费的乐观氛围之中，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市场和科技无所不能的神话弥漫了全球，“增长极限”的警告是令人扫兴的异类声音，自然招来了一片讨伐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态学和资源环境科学以及对全球问题的研究迅猛发展起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物种大灭绝、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人们愈来愈认同“增长极限”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

　　科学认识指数增长

　　指数增长不可持续，但当前的世界人口和经济仍处在指数增长之中。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巨大的惯性；二是传统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阻碍了发展方式的变革。

　　当今世界，少数富国消耗资源、排放污物太多，穷国消耗和排放很少，却又要承受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民贫困和缺乏安全的巨大压力，这是极其不公的。在国际社会远没有形成全球协同的发展机制，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还是奉行损人利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仍带有强烈的利己动机和政治色彩。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传统的人口和经济指数增长模式就很难终结。因为解决环境和国际社会问题的钥匙仍操控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发达国家为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谋求经济指数增长，发展中国家就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沿用经济指数增长的方式去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现象。

　　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现象而需要维持的经济指数增长，其实是一把比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容易自伤的“双刃剑”。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初期是有必要的，没有它，民族工业就很难发展起来，但如果长期依赖它，又不可能改变工业和经济落后的状态。在全球还不能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和协同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增长，就难以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现象，但如果长期依赖指数增长，又必然会陷入资源环境无法承载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指数增长前期变化缓慢、后期变化迅猛、突变瞬间发生的特性。有一个法国谜语：一个池塘生长着一朵水百合花，它每天按200%的速度繁殖，在30天中能覆盖整个池塘，当它覆盖池塘的一半时，问它已繁殖了多少天？还要多少天就覆盖整个池塘？答案是：已繁殖了29天，还只需要1天就能覆盖整个池塘。这个谜语告诉人们，在指数增长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们看到的都是它的好处而不是危险，毁灭发生在最后一刻——当水百合花在最后一刻爆发性地突然覆盖整个池塘时，所有其他生命形式都被“闷死”，你已来不及拯救池塘生态系统了。

　　出路在发展方式变革

　　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之路应当是刻不容缓地推进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各国自身发展方式的变革，实现从不增加消耗和排放的经济增长，到将消耗和排放降至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限度之内的发展；二是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建立全球公平正义、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新秩序。

　　可持续发展要求确立全球时空的整体观。要求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控制在其再生量的限度之内，对非再生资源的消耗最小化，对废弃物的排放控制在自然可降解的限度内，人类的所有物质活动不对生物圈的自调节自平衡产生逆向冲击。只有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的物质消耗和污物排放的增长才有暂时的空间。超出这个限度，出现生态赤字和环境恶化，任何物质消耗和污物排放的指数增长都是有害的。因而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发展应是降耗减排增效的发展，是提高资源生产力和经济质量、产品效用的发展，是增进公共服务、精神财富、身心健康、社会和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在没有物质消耗和污物排放增长的前提下，这种发展可以有经济数量的增长，但不以数量增长为基础，它可以在没有数量增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质量、效益的不断提高和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不断丰富，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创新和转变。就理论而言，传统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交易问题。人类是一个超强物种，其他物种和环境无法同人类进行讨价还价的平等交易，于是产生了物种大灭绝和环境恶化问题；由于机会不同，人又分化成经济政治上的强者和弱者，二者也难以进行讨价还价的平等交易，于是出现了社会鸿沟的加深和冲突的发生；后代人尚未出生，就更无法同当代人进行讨价还价的平等交易，因而他们的利益被最大化地忽视。其结果是：人类将自以为是地在一个不断的“交易”过程中“理性地”掏空自然界，损毁其整体性、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要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就必须创新发展方式的理论。

　　就实践而言，所谓发达国家的某些“规律”不可盲目照搬。如人口增长、社会公平、环境污染等曲线的拐点“规律”，即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不足多少美元时，人口增长、收入差距、环境污染曲线都趋于上升；达到多少美元后，人口增长、收入差距、环境污染曲线都趋于平缓；再达到多少美元后，三者都趋于下降。实际上，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了4万美元，其人口增长并未止步，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增温气体排放高居全球第一。如果所有中低收入国家也像美国那样，按传统的指数增长方式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后仍不出现“拐点”，地球岂不是要落个海枯石烂的结局？因此，发展方式变革还要求实践创新。人口、公平和环境问题反映的是社会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出路就是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