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里的“救命丫头”

　　新华社记者 徐军峰

　　41年前，梳着两条大辫子的17岁汉族姑娘刘玉莲当上了“赤脚医生”，不过是在镇里最穷的二堡村。对这个能看病打针的汉族姑娘，维吾尔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丫头”。如今，刘玉莲已年近花甲，可村里无论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仍习惯地叫她“丫头”，只是不时在前面添上“救命”二字。

　　哈密市二堡镇二堡村是一个典型的维吾尔族村庄，全村330户人家1092口人，汉族仅有5户26人。耕地少，加上缺水，二堡村曾经穷得丁当响。可就是这样一个穷村子，40年来医疗卫生工作却做得出奇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除害灭病、初级合作医疗、两管五改、甲亢并肺结核病普查普治再到天花病歼灭战；八九十年代的公共卫生宣传、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指导；新世纪的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特别是近两年来新型合作医疗、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二堡村都走在了前列。

　　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救命丫头”，一个扎根乡村41年，倾心为农民服务的汉族医生刘玉莲。

　　尽管没有大医院的豪华大楼和高档设备，刘玉莲的卫生室却不乏“人气”。问诊、取药，然后轻声细语地用维吾尔语嘱咐用药注意事项。在刘玉莲的卫生室，除了二堡村的乡亲，还常常能看到四邻八村的病人。记者见到一位从10公里外的村子赶来的维吾尔族老大爷，他说：“丫头人好医术好，不管早晚，随叫随到。”一旁的维吾尔族大妈说：“丫头心肠好，出诊费和治疗费全免，量个血压、扎个针都不要钱。”

　　长期在沙漠边缘的维吾尔乡村生活，58岁的刘玉莲打扮得就像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妇女。可她瘦小的肩上却挑着二堡村老少乡亲健康保障的重担，在农村“看病难”还未能解决的今天，最穷的二堡村却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去医院”的基本医疗目标。

　　刘玉莲非常节俭，每次开药只开两天，为的是观察用药情况，不浪费。一般感冒花钱不会超过3元。如果注射青霉素、先锋霉素，做过皮试后，她还会抽出一点在病人的肌肉上注射，直到确信没有过敏症状，才开始静脉输液。输液时，她从来不会离开病人半步，等到输完液拔掉针头，她还要观察一阵才放心地离开。41年来，她治疗过数十万人次，从未出过一次医疗差错。

　　1971年6月，已经干了5年“赤脚医生”的刘玉莲有机会在驻地空军航校医院参加了比较系统的培训，掌握了当时在全国推广的中医针灸技术。村民玉素甫·买买提患支气管哮喘多年，脖子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甲状腺瘤，在当地多家医院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刘玉莲就用针灸疗法结合药物给他治疗。两个月后，玉素甫·买买提的病竟然神奇地治好了。老人逢人便伸出大拇指夸赞“丫头神医”。

　　记者看到二堡镇党委去年的一份推荐材料中写着：“刘玉莲医生在40年的艰辛工作中，医治患者30万人次，累计为贫困患者垫付医药费3．5万元，为村里贫困学生捐助学习用品价值6000多元。”

　　这个数字放在40年漫长的时间里也许不算太多，但是从刘玉莲微薄的收入来看，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几十年来，刘玉莲一直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医生，工资去年才涨到每月350元。和许多乡村医生一样，至今她也没有社保、养老、医疗保险等“三金”。

　　刘玉莲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村里、乡里的民族团结先进。今年7月17日，哈密暴发百年不遇的洪水，直到洪水从别处流过，刘玉莲才顾上回家看看。幸好家里没有大碍，只是旧报纸糊的屋顶露了个大洞。刘玉莲与丈夫商量，有些乡亲的房子被洪水冲塌了，把自己家的被子挑个好的，再买些米面送去，别让他们饿肚子。50岁的吐逊汗·吾斯满说起这桩事还感动得流泪：“丫头看我们的房子塌了，就把自己家的被子拿来，还送来了面粉。”

　　每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刘玉莲都要给村里学校的孩子买100个本子和100支铅笔，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刘玉莲给病人垫付几元乃至几十元钱的医疗费，是家常便饭。2000年8月8日，40多岁的维吾尔族汉子艾曼提·玉努斯挖坎儿井时从25米的高处坠下，腰腿骨折，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刘玉莲建议他去大医院拍片治疗，可是他的女儿刚刚遭遇车祸，家里实在没有钱了。看着艾曼提一家哀求、期待的目光，刘玉莲只好治疗了。她每天要到艾曼提家，步行、骑自行车两个多月，仅医药费就垫付了1500元。如今已经康复的艾曼提说起这事还忍不住流泪：“我的命保住了，给丫头两个金疙瘩都不够。”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