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宁包月罚款”看罚款的有效、有限与失效

　　新闻分析

　　本报记者 储皖中

　　今年3月中旬，云南安宁市平地哨检测站收取司机300元包月罚款一事被曝光后，引起主管部门重视，安宁路政大队主管领导受行政处分。路政人员随后进行单趟处罚50元，结果这一做法遭到一些司机抗议，他们提出愿意出千元买包月罚款。

　　司机们反映，以前每个月交300元罚款后，无论一月跑多少趟、超载多少，路政人员都不会处罚。我们强烈地要求恢复到以前300元的包月罚款标准。核载5吨到8吨的货车，几乎都要拉到20多吨，也就是说，趟趟都要超载的。我们每趟都要被罚款50到200元，一个月下来就被罚款两三千元，现在让我们每月交1000元买包月罚款，我们愿意。

　　这一由当地媒体刊载的新闻十分耐人寻味。记者认为，它背后透露的信息是，作为路政管理部门与司机在利益上的博弈与心理上的较量，反映了罚款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有限与彻底失效。

　　罚款是古今中外都常常被采用的一种管制手段，不仅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而且对触犯刑律的行为，都可实施罚款，它既是一种行政手段，也是一种司法手段。对大部分守法的人来说，其意义是一种警示与告诫：“莫犯法，犯法必受罚。”而对那些已经触犯法律或者违规的人，则是一种惩罚，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于被管制的对象来说，当处罚的额度大于他的收益或心理预期，处罚不仅使当事人利益受损，而且尊严、荣誉受损，他就会接受教训，产生悔意，也就达到了管制者处罚的目的，使秩序得到恢复，法纪得到尊重。这种罚款就是有效的。

　　当管制的行为能给行为者带来某种利益，或者其在特定情况下处于不得已，两权相害取其轻，罚款只能增加当事人的障碍，使其迟滞、犹豫，经过一定思想斗争，最后决定行为的取舍，这时罚款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其效果就是有限的。

　　而当某种行为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利益，违法违规导致的罚款只是增加其成本；当违法违规者众，已经成为常态，大家对罚款已经习以为常；当罚款的数额低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与承受能力；特别是，当管制者将罚款作为一种额外的收益，罚款不是作为一种管制手段，而是作为其追求的目的与指标，成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利益平衡的砝码，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成为心照不宣的利益攸关方，罚款的管制效用就会彻底消失。

　　大家会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开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接受下来。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将罚款计入成本，当事人会在其行为中加大违法违规的强度，“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样，罚款的功能就会异化，走向其反面。

　　回到“安宁包月罚款”这一现象上来，可以说这是带有共性的问题。超载———罚款———再超载———再罚款，在许多地方路段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一恶性循环中，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管制者来说，毫发无损甚至可从中获益。受损害的是公众和司机本人。

　　记者认为，要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首先要斩断路政管理者与司机之间的利益链条，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罚款不再成为路政管理部门小金库的来源。其次，对那些严重超载、一再超载者，不仅予以直接的经济处罚，而且要加大其违章的机会成本，即借鉴对出租车司机管理的办法，罚金带扣分，直至吊销其牌照与营运执照。罚款与其他处罚手段综合运用，也许能根治这一执法顽疾。

　　本报昆明8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