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本报记者 谢湘 李新玲

　　进实验室，做项目，搞研究，这些似乎是与研究生相关的词汇，在南开大学与本科生紧密相连。从2002年开始的“百项工程”是南开大学专门为鼓励本科生自选课题搞科研设立的创新基金。每年年度经费为100万元。

　　如今，五届过去了，学校投入了5个100万元，成果如何？

　　看得见的收获，直观地显示在一组数字中：从最初的77个项目、300多名学生参加，到第五届的259个项目、近1200多名学生参加；5年来，共有2500多名学生直接参加，共在各种学术期刊发表173篇论文，其中不乏《美国化学会会志》、《美国光学学会会刊》等世界顶尖级核心刊物。在发表的论文中，学生作为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有90余篇，正在申请的专利将近60项。

　　这些数字足以证明“百项工程”的成果，但又不足以证明全部的收获。

　　“百万经费，播撒的是创新的种子。”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这样诗意地形容：“我们最看重的不是这些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朵，而是它们怎样萌芽。也许有人失败，有人成功，但我们相信大家都能从中得到收获。”

　　“百项工程”让我们向社会发问

　　代强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的本科生。大二时，一次课后他与同学闲聊，大家的话题集中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性观念的看法上。许多同学认为，关于学生的性调查少有来自学生本身，没有说服力。

　　当时学校正好发出第三届“百项工程”启动通知，代强建议以此为题申请项目，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同学们的赞同。

　　当时3个同学，两个学社会学，一个学政治学，考虑到专业全面，代强他们又邀请一个学法学的同学参加，后来本校医学部的一位女生也加入了这个团队。

　　课题经过严格审查顺利立项，他们得到了2300元的课题经费，但是这个课题的真正难度还是在调查本身。虽然性的问题已经不是禁忌，但大多数同学对此还是欲语还休。把问卷装在封好的信封里，被调查者填好后再封起来；三四十个深度访谈者由同学的同学介绍而来，是为了更加保密——这些办法都是他们想出的特别的调查方法。

　　“我们当时的目的一是综合应用所学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另一个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代强说。

　　他们的课题成果以《我们对性很谨慎》为题经《中国青年报》首先报道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众多网站转载。一名网友在跟帖中留言：“从调查看，近六成大学生‘不能接受’或‘尽可能避免’婚前性行为，因为是学生自己的调查，应该是真实的。”

　　像这样从质疑开始形成的立项，从第一届开始就占了很大一部分。与代强同时申请第三届“百项工程”的一名同学，家在重庆，看到家乡古镇搬迁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就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调查。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研究初探”、“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国有资产民事公诉”等，在一届到五届上千个项目中，同学们心存疑问的课题涉及到法律、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

　　董倩倩是南开大学对外汉语言学院的大二学生，她和同学做的“中日青年文化差异的调查”，得了“百项工程”的二等奖，但是她觉得得奖不是最大的收获。

　　为了这个调查，董倩倩和项目组的同学自学了社会学调查方法，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供调查的资源。数据出来后，她们觉得非常震惊：“比如我们通过调查近400名日本留学生，发现日本男生在读到大二时没有一个人还会从家里拿生活费，完全可以自立。日本的大学毕业生不在乎稳定的工作，只求有自由安排的时间。”

　　“通过调查，我觉得中日青年在趋同，都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更多地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她说这一结论与她和同学对日本青年的最初印象大相径庭。

　　由于指导老师不满意她们的结论，认为没有深度，课题小组还在继续研究，并着手写一篇准备发表的论文。“在其他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听说我在搞研究都非常奇怪。”董倩倩说经历这一次训练，再有课题，她会清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合作意识”

　　在五届“百项工程”长长的项目名单中，从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到空巢老人的心理，从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到农村合作医疗，从废水的综合处理到纳米陶瓷的合成，南开学生研究的问题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许多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课题。在项目后面注明的成员一栏中，许多项目都是“联军”：法学院与环境科学学院，化学院与生科院，商学院与文学院——

　　穆洪是医学院2002级本科生，他和同学的一项农药毒性研究获得了第三届“百项工程”的一等奖。当初确定这个课题后，通过文献回顾，他们发现这是一项跨领域、跨专业的研究，此前国内没有，国际上也不多。

　　在这个本科生团队中，5名同学分别来自环科院、化学院和医学院。穆洪说，团队成立课题立项后，老师只是起指点作用，具体的研究思路都是同学们自己确定。

　　为了搞这项研究，穆洪等查找了许多环境方面的文献，确定田间动物（蚯蚓）和哺乳动物（小白鼠）为研究对象。这项研究的实验室工作量非常大，还用到了大量解剖、生理、生化知识，光小白鼠就用了100只。

　　他们去天津郊区买蚯蚓。人家知道他们是在做农药研究，就无偿支援了许多蚯蚓。

　　“我们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锻炼了合作沟通能力。”穆洪说，不同专业的同学在一起，不仅是知识方面的取长补短，而且是不同思路的融汇，“能和不同领域、不同人进行沟通，对于完成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课题结束后，他们把文章投向核心期刊。通过多次与编辑部沟通，穆洪说自己又得到了另一方面的锻炼。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大教育家张伯苓1934年提出的南开校训。“公”是无私无我，“能”是实干苦干。

　　一位同学说：“参与了‘百项工程’，我对校训又有了新理解。除去创新、担当，在‘能’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沟通合作。”

　　而这些“百项工程”中的佼佼者，很快便在全国崭露头角。在最近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南开大学就有两名本科生获得特等奖。在最近两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南开本科生团队两度捧回金奖……

　　当然，“百项工程”并不只是单纯鼓励学生发论文。能够“创新”是首要的原则。物理学院2004级的同学改进了一套实验设备，如今已经在物理实验中心应用，并且申报了实用新型专利。这一课题同样获得了“百项工程”的资助和奖励。

　　定课题、搞研究，这种完全是研究生式的学习方式，吸引的不仅是中国学生。国际军团也加入其中。

　　讲一口流利汉语，还会说几句天津话的符欣欣来自德国。她和中国同学、日本同学合作的课题是“天津外国留学生的历史和现状”。为完成这一课题，他们查阅了天津8所大学和几个档案馆图书馆的历史资料，还向6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发放了问卷，最后形成一篇调研报告和4篇论文。

　　“百项工程”助我敲开名校名企大门

　　物理学院张康是物理学院2003级的本科生，今年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在那里，他将攻读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这所名校的招生手册里写道：“我们录取研究生，看重的首先是申请人要参加过一个出色的本科生科研项目，其次是各种考试成绩”。

　　张康和同学的关于稀土离子发光的研究获得了第四届“百项工程”特等奖。

　　和其他本科生不同的是，张康并不是因为“百项工程”才进的实验室。光子学中心的宋峰教授是张康大一时的专业课老师。张康对他的研究方向比较感兴趣，大二就进了宋老师的实验室“打杂”，跟师兄师姐混熟了。

　　待了一个学期，张康就拉着班里的两个也对光学感兴趣的同学成立了研究小组，申报了“百项工程”立项。稀土发光材料目前已经有产业化产品，而张康的小组研究的是一个比较偏重理论的方向。他们不仅在实验上首次发现了一种新的三光子间接敏化发光过程，并且还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解释。这一成果发表在光学领域重要期刊、美国光学协会会刊《光学快讯》（OpticsExpress）上。进入实验室两年以来，张康一共发表了三篇SCI，两篇EI。

　　两年多来，张康的周末和假期一般都泡在实验室。他说，“百项工程”给他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怎么做研究，包括找前沿、定选题、查资料等。

　　而穆洪课题小组的4名同学都被国外大学录取。由于“百项工程”的课题而对某一方向产生兴趣，重新选择未来研究方向的学生不在少数。

　　做性调查的代强已经被深圳一家著名IT企业录取。在面试时，考官曾让代强讲一件在大学阶段能够体现自己组织能力的事情。代强讲了性调查的项目。“这对我求职帮助非常大。”代强说，其他同学也有这样的体会。

　　“从我大学四年的经历看，现在参与‘百项工程’的同学人数呈直线上升，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个课外活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即将启程去爱丁堡大学读书的穆洪说自己感谢学校，“百项工程”让南开的学生“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