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行政处罚小偷告了警察

　　不服行政处罚小偷告了警察

　　交通治安分局成被告，折射指证扒手之难

　　□通讯员 辛成 实习生 张高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早报讯 “希望通过法院诉讼还自己一个清白。”面对众多媒体记者，35岁的章桔红好像一点都不心虚，在从拘留所走出来1个多月后，章桔红昨天上午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对簿公堂。

　　因被指证在公交车站扒窃手机，交通治安分局今年6月11日对章桔红作出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章桔红认为，对他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处罚决定书，并保留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权利。

　　法律界人士认为，曾经被处罚的小偷和公安局长当庭辩论，官司本身体现了一种平等。

　　交通治安分局

　　首次被扒手起诉

　　交通治安分局的郑彤辉局长亲自到庭应诉。因为是该分局成立6年来首次被认定的扒手告上法院，昨天上午没有执勤任务的上百名反扒民警都到庭旁听。

　　章桔红来自淳安，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因违法犯罪被处罚，早在2004年前后他就因诈骗和非法入侵住宅罪被判刑。2004年3月和9月又两次因在杭州艮山西路、武林广场百大商场附近偷窃自行车受到警方行政处罚。

　　郑彤辉代表交通治安分局在答辩中说，今年6月10日晚上8点20分左右，章桔红在火车东站的215路公交车站，趁被害人李女士上车门前窃得手机（价值800元左右）一只，被跟踪巡查的两名反扒队员当场“人赃俱获”。

　　鉴于章桔红以往曾多次受到刑事、行政处罚后仍屡教不改，交通治安分局依据调查的事实、情节决定对章行政拘留15天。

　　为扒手作证者曾经也是扒手

　　“我是看见有人偷手机上前说公道话，没想到反被当成扒手。”对于警方的指控，章桔红一再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他说，事发当天自己刚好从淳安老家返回杭州城区，并在公交站的铁凳子上休息。在215路公交车到车后，看见很多扒手和乘客一起挤车门，其中有他多年的朋友、扒手小范。突然有一位上车的女子大叫手机被偷了，周边冒出的几名反扒队员上前抓住小范。

　　章桔红称自己在后面说了句手机不是小范拿的，不料反扒队员把他也一起抓了。到交通治安分局中心派出所之后，小范马上被放了，他反而受到处理。

　　除了聘请律师之外，案发时在场的小范也到庭为章作证。被害人李女士则成为交通治安分局的证人。小范在庭上作证时说，事发时他因被怀疑是小偷，正在事发现场和其他人吵架，章桔红则帮他说话。对于章桔红有没有偷手机，他没看到也无法证明。

　　而被害人李女士则称当时她是最后一个上公交车的，在离车还有1米左右时，她发觉手机不见了，此时章桔红就站在其身旁，章还告诉她偷其手机的人走了。当时，她身边还有两人（事后才得知反扒队员身份）。在反扒队员把章桔红的手按住后，她看到双手放在背后的章把她的手机扔在了地上。李女士坚持认为是章偷了她的手机。

　　扒手告状折射反扒取证之难

　　“在被调查过程中，章桔红几乎对所有的笔录和处罚手续都拒绝签字。”最后因害怕被劳动教养才在一份讯问笔录上签字承认自己扒窃手机。郑彤辉说，他们对章桔红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证据链，量罚也适当。

　　郑彤辉介绍，由于警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扒窃案件由交通治安分局成立之初的每年五六千件下降到现在的1000件左右，但是真正受到处理的扒手还不到一半。

　　“抓到嫌疑人难处理主要在于取证难，”多年工作在反扒一线的交通治安分局治安副大队长赵前峰说，扒窃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扒手作案快、逃遁快、破案时机稍纵即逝，而且扒手一般都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赵前峰说，一旦嫌疑人离开现场，受害者或目击者又不愿意出面指证，警方因为无法取得扒手的违法证据有时也没辙。另外扒窃违法犯罪代价低廉，收益高，杭州目前对盗窃罪量刑起点提高到2000元，而公交车扒窃作案的对象主要是手机、现金等物，而现金的数额往往不是很高，手机等物估价后一般都在千元以内，很难予以严惩，导致扒手们屡教不改。

　　法院经过审理后，没有当庭作出宣判。“被扒手告上法庭对反扒民警来说即是压力，也是一种动力”，郑彤辉表示这要求反扒民警既要依法执法，也要文明执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扒手的打击和惩罚。(23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