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中国魅影

　　“我要到中国去。母亲在那里怀上了我，父亲染上肺结核后再没能离开中国。”苏珊·桑塔格和中国的情结由来久已。1963年，桑塔格在短篇小说中写下上面的话。此后的10年，她来到中国两次：1973年和1979年。

　　苏珊·桑塔格的中国之行，其实怀着复杂的情感。在1984年的《旅行反思》中，她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的话：中国夜不闭户，也没有婚前性行为。……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2000年，苏珊·桑塔格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值。”

　　事实上，不仅仅对中国，对亚洲，苏珊·桑塔格的热情从未减退。在她的那段极其重要的越南河内的居住经验，最终使她于1969年发表了一部名为《河内之行》的著作。

　　正如桑塔格自己所言，基本上她所有的主要译著，都能真切感受到她对翻译的苛求和积极支持。姚君伟谈到《恩主》的翻译时说：“她仍然坚持自己反对阐释的立场。她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也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她一次次对我说，‘就按字面意思译，不要尝试去阐释，千万别作进一步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