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体育改革的拐点

　　直言

　　迅 之

　　今年7月，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晓峰建议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放宽限制，畅通运动员进高校的渠道，力求从立法层面上解决运动员再就业难问题。日前，广州市体育局在答复中表示，有关部门已经起草《广州市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办法》(征求意见稿)，力争纳入本届人大地方性法规立项计划。广州开风气之先，要用立法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这对于那些缺乏生存技能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这意味着举重冠军邹春兰不再需要帮人搓澡为生了，意味着世界技巧锦标赛冠军刘菲不再需要四处打工，连房租都成大问题了，也意味着当年叱咤风云的“马家军”的重要人物陈玉梅不再需要做一名矿工了——当然，前提是他们是隶属广州的退役运动员。

　　无论如何，广州市体育局等有关部门是在做一项试验，这个试验与其说是在为退役运动员谋福利，毋宁说是在为举国模式和专业体育的后遗症埋单。在通常情况下，运动员从孩提时代便进入专业运动队或预备队，随之便中断了正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技能培训，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使得他们不仅缺乏融入社会的技能，有的连起码的社会交往能力也欠缺，如果不能在竞争激烈的竞技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冠军，退役往往就意味着失业。也就是说，举国体制造就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辉煌，但辉煌的背后掩藏着无尽的辛酸和泪水。

　　专业运动员们为了国家所需要的金牌付出了青春和汗水，国家当然有理由为这种付出承担责任。如果仅仅把运动员当作一种符号，只管符号所带来的金牌意义，却忽略了符号本身的生命价值，那用政治学上的术语来讲，就叫做“权力大、责任小，权责不对应”。举国体制还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有人计算过，培养一个奥运冠军需要花费亿元资金，这尚且不包括各种隐性投入。比如刘翔的背后不仅有教练，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成立的科研小组，据说一年光在账面上登记在册的费用就超过了300万。虽然其他运动员可能耗费没有刘翔多，但一块奥运金牌的背后都意味着金字塔尖之下横亘着无数金钱，站立着大量成绩尚未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不可能像刘翔那么幸运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成为广告商青睐的红人，在结束运动生涯之后，他们的命运经常急拐直下，在底层苦苦挣扎。

　　显然，财政有为金牌而不惜付出代价的计划，却没有安顿金牌之下运动员未来生活的计划，因为那也同样所费不菲。这就不由得使人羡慕起清华大学的射击运动员刘天佑和田径运动员胡凯来，他们都是先当学生再当运动员，在没有巨额财政投入的情况下，照样在世界赛场上摘金夺银，还在正规的文化学习和社会交往中掌握到了生活和生存的本领，而不用为退役之后就业担忧——他们本来便是就业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

　　由此观之，举国体制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已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把在竞技体制中耗费的大量资财转投全民体育事业中去，体育事业才不像今天这样遮掩着太多问题。同样，运动员们出于兴趣和爱好参加体育训练，也不用从小便与社会隔绝，却要用一生来适应社会。但愿中国体育改革的拐点早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