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咋就成了个社会问题？

　　■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感恩”，忽然成了这两年的热词。“感恩教育”也成了时尚。从央视“春晚”节目的劝导“常回家看看”，到某些地方组织的给父母洗脚表演，到媒体时不时组织的关于感恩的典型报道和话题讨论，让人觉得“感恩”意识的匮乏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据《楚天都市报》8月22日报道：湖北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由于对资助者态度冷漠，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今年被取消了再次受助的资格。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称，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网易网友就此话题投票，一部分人表示理解资助者的失望反应，更多的人同情受助者并对取消资助者不以为然。看来，关于“感恩”的观念还真的出现了混乱，值得分析探究。

　　本来，自古以来，中国人关于感恩的道德规范是很清楚的。且撇开君臣主奴这种有特定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不谈，一般地说，对施恩与受恩两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受恩一方，中国人历来崇尚“知恩图报”，更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处世格言。人们赞赏韩信不忘贫贱挨饿时洗衣妇人对他的一饭之恩；赞赏豫让感激智伯对他的知遇之恩，不惜漆身涂炭变形变声为智伯报仇行刺赵襄子。这种感恩应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也是一种较高的道义责任。英语单词owe就兼有“欠(债等)”、“应感激”的语义，可见，人类对此有共同的思维。

　　而对于施恩行惠一方来说，则应当不图回报(再强调一下，皇帝与主子不在此列，他们总是要人歌功颂德“谢主隆恩”)。其上者出于悲天悯人的本心本性，所谓“上善若水”，行之当行，势所必至，不然自己的良心就过不去。其次，是出于对人性不乐“欠(人情)债”的体认，不思回报免得种瓜得豆，即老子《道德经》所谓“功遂身退，天之道。自是者不彰；自伐(夸耀)者无功；自矜(得意张扬)者不长。”

　　用这样的道德标准来看襄樊事件中的施受双方，行为都是不大得体的。

　　就受助的贫困生而言，你清高孤傲有“志向”，那你就不接受人家的资助呀，就像那个不受“嗟来之食”的古人，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就宁肯饿死而掉头走开。你没有管仲坦然接受鲍叔牙资助的自信，你为之自卑而敏感也可以理解；但是，给资助者写封不登报不广播的私信表达感谢也让你觉得委屈，这不是太傲慢了吗？何况，你接受的是一对一的资助，“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接受资助就意味着同意这个受助协议，不理不睬资助者就是背信弃义，人家有权终止协议。

　　就资助者一方而言，我们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坚持资助到具体的人。这些年，侵吞或挪用灾民救济款的政府机关，贪污救济财物的村干部，以抚养孤儿办慈善组织为名敛财的“慈善家”，人们知道得不少了，不愿意随便捐出款项交给中间人支配是很自然的。别说非亲非故，就是自己的亲儿亲女，给钱上学，他压根不想理睬你，你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是在鬼混还是在认真读书，你怎么会心甘情愿呢？当然，她们断然决定不再资助的反应，虽是她们的权利但也许过于严厉了。看过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那个音乐教师教的是类似于中国少年管教所里的一帮“坏小子”，却以他深情博大的爱的胸怀，以忍辱负重的耐心，改写了这些孩子的心性和人生道路。这样的人才是大慈大善，最值得尊敬。

　　现在要回答的是：“感恩”咋就成了个社会问题呢？

　　我们从不缺少所谓的“感恩教育”。据宣传，雷锋最爱唱的歌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文革”时，邢台地震后最流行的歌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感恩教育虽然重的是“党、阶级、领袖”这些大词，但一般也不否认父母亲人的恩情(要划清阶级界线的“五类分子”家庭除外)，二者是“大恩”与“小恩”的关系，它还是承认“爹亲娘亲”嘛。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不也对李奶奶唱“十七年教养的恩深似海洋”吗？在至今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中国，谁能彻底否认养育之恩？推而广之，贫困家庭的孩子得到个人资助，由此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就是在从摇篮到坟墓全由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国家，个人的选择自由与成长环境仍然与家庭亲友有诸多关系，对爱护自己的人应当心存感激。

　　所以，不知感恩肯定是一种变态心理。从大的背景讲，自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污染了，没有真情只有利害，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具体到贫困生，如今穷人家的孩子也不多，大半也是受娇惯而自我中心的。他们也觉得父母既然生下了他，就该围着他的幸福目标转。甚至有为自己的父母贫贱不如人而羞愧的，小时候怨自己的父母无能；长大后知道了一些制度性因素(如农民工受的户籍限制)，又会怨社会不公，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全归咎他人。这篇报道说，有的学生觉得自己成绩好本来就该得到助学金，那你可以去找校方维权，怎能将不满化作对资助者个人的冷漠？他们不能清晰区分国家、政府与社会、个人的责任，以致在幽怨心境中，将资助者个人的善意也视为自己不得不忍受的屈辱。这种心理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病吧。

　　“感恩”意识的匮乏混乱是个大问题，值得严肃探讨。我也讲不清楚，不怕抛砖引“砖”姑且一论。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