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身后15年

　　15年来，《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人生》魅力不减，路遥死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路遥身后15年

　　撰文本报记者／李培 实习生／张蓝溪

　　■核心提示

　　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落雪的时节，因《人生》《平凡的世界》而享誉文坛的作家路遥离开人世，年仅42岁。

　　作家王安忆时常想起记忆中路遥的唯一一次动怒：一次饭间，几位作家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临终还放不下名利。此时，桌上一位朋友指着路遥等人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谁知对方坚定不移地回应道，就是这样，不信走着瞧吧！最后路遥真的动怒了，扯着对方的袖子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

　　时隔多年，“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句词不达意的辩白，让王安忆一直内心揪痛，她不禁反复地想：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来不及证明这一点，便走了。

　　物换星移，路遥身后的15年，当人们重新提起20年前那个为写作献出生命的作家时，不禁猛然发现：路遥身上深深的“苦难”标签，苦役般的写作和人生，似乎已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绝唱。

　　15年后重提路遥，本报记者采访了评论家白描、白烨、雷达及作家陈忠实等人，请他们讲述路遥对这个时代的意义。

　　一个卖血写作的背影，抵死创作值得吗？

　　十五年后重提路遥，许多人脑中浮现的，依旧是路遥走在路上前倾的背影。

　　1988年5月25日下午，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内，路遥激动地几近昏厥，浑身大汗，右手痉挛。他用热毛巾敷开写到僵持的手指，在傍晚时分，为《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字的宏篇大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受思想支配，他如释重负地将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这段记叙，成为人们对路遥殚精竭虑写作的经典记忆。

　　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就再没有能恢复过来，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回顾了《平凡的世界》6年创作里炼狱般生活：每天不完成计划的创作进度绝不休息；经常累得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与世隔绝的寂寞创作中，只有一只老鼠在案头陪伴；最后，写作进入痴迷状态，对写作之外的事情失去智慧，过马路都要迟疑许久……

　　持续6年的写作，让40岁的路遥两鬓霜白、满面皱纹、形容枯槁，血脉精气几近榨干。随着病魔趁虚而入，最终被夺走生命。贫苦的出身、炼狱般的写作状态，再加上笔下从苦难底层中挣扎起来的小说人物，成就了路遥日后的两重标签：笔下的“苦难”历程与创作生活中“耕作不息的老黄牛”形象。

　　路遥身后15年，社会变迁，开始有人质疑路遥当年“卖血赚稿费、苦役般”的写作方式。《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发表评论说，路遥抵死写成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韩石山用“蛮勇”形容路遥，认为路遥为了一个“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的虚幻命题而失去生命，意义不大，因为文学不应该是沉重的。

　　对此，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颇为不屑。他说：“路遥以他的志向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他的农村世界，他以生命换来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短短42年的生命历程。”

　　批评家白烨也认为，路遥用“一般人年龄的一半岁数，创造了太多人一辈子也赶不上的成就”，无疑是值得的。

　　十五载持续热读，路遥过时了吗？

　　路遥以朴实语言铸造俗事的人生，以平凡的叙事锻造出高尚的精神世界。15年后，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依然是能让年轻一代读者心头一热的名字。

　　在近年某家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中，《人生》《平凡的世界》被选为影响当代大学生最大的小说前三名。15年来，《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人生》魅力不减，路遥死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从陕西走出的年轻作家到地产商潘石屹，再到千千万万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年轻人，无不因路遥的小说而热泪盈眶。

　　然而路遥身后的15年里，文学评论界对路遥文学成就的评价并非全盘褒扬。有人将路遥的小说比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版，将其视作励志读物：有人将路遥与沈从文、孙犁等乡土作家对比发现，不仅专门研究路遥的学者著述不多，就连很多大学里的现当代文学课堂上也将路遥一笔带过；更有人干脆将路遥归为一位文学观念滞后、创作方法陈旧的“落伍”作家。

　　其实，路遥生前就已注意到诸如此类的诟病，他对此有过深刻地思考。路遥认为，对比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程度，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还远未成熟。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味模仿新文学流派和“洋东西”，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因此路遥态度决绝地坚持自己的平实风格，他曾经颇为激动地表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

　　路遥身后的15年，面对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风格的新乡土文学屡出不穷，有人发问：路遥过时了吗？对此，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认为，正是在“先锋文学”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单影只，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由此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深刻的“苦难”标签，坚守还是摒弃？

　　路遥生于苦难，在苦难中用文学炼成灵魂之歌，但他一生的命运没能改变贫穷的主题：生前，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去北京领奖的路费是借的；死后，他为患有家族遗传病的家人、年迈体衰的老母亲、百般牵挂的妻女，只留下了一个1万元的存折和近1万元的债单。

　　为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陕西日报》连续报道了路遥家人患肝硬化重病缠身，却因经济拮据使治疗陷入困境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路遥家人的关注，贾平凹等人带头为路遥家人捐款。与此同时，路遥身后，一批坚守清贫的作家开始浮现于人们眼前：残疾作家贺绪林在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卧床写作30年；另外一批“陕北流浪作家”或贫困、或游走、或沉寂不知去向……

　　联系2006年的沈阳作家洪峰乞讨事件，路遥逝世15周年之际，令人们想到“文人固穷”这句老话，一个老问题被重新提起：文学不该是清贫的事业吗？与此形成鲜明比对的是，新世纪文坛的种种浮躁之气：作家经商热、“触电”热、改编热的风潮之下，巨制佳作鲜见，一些作家不知不觉赚到盆满钵满，千万元身价作家涌现，文学也面临着沦为恶俗的危险，作家似乎已变成与名利紧密挂钩的职业。

　　路遥身后的15年，有人不禁提出了这样的假想：当初对文学有着宗教般虔诚态度的路遥如果活在当下，会是怎样？曾任《长安》杂志主编的作家子页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假如路遥活着，他一定去旅行。”

　　对于路遥式的清贫，该坚持还是摒弃？这样的问题在陕西作家圈内展开疾声呼吁。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陈彦认为，目前作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物欲世界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围追堵截，如果自身站立不稳，既渴慕着精神的不朽，又瞻前顾后地寻觅着与市场的短兵相接，那么最终容易把作品搞得非驴非马。

　　对于一些作家也应该学会面对市场的观点。青年作家黄海的观点颇为尖锐，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困境远比生活中面临的困境要大，它是生活所不能克服的，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文化、体制、经济等。作家创作的任务不是去克服这些问题，更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它是让作家把这些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带进思想的迷宫。“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们克服自己写作中的困境了吗？很显然，他们的作品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式作家的作品总是要克服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呢？这是个伪命题。”

　　年轻作家转向都市写作，路遥遭后辈背离？

　　在路遥的创作感悟里，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在路遥的创作视野里，有过这样一个判断：“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时至今日，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回忆起当年的这位老友，掩不住唏嘘：“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路遥跟我两人赤脚走到了西安最繁华的地区——钟楼。走到钟楼时，路遥的情绪突然没有了。他想起了陕北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情绪完全败坏了。无论走到大城市的哪个繁华的地段，路遥都忘不了在受苦的老百姓。”

　　源自对乡土、对农民深切的爱，路遥甘用生命最后的年华，钻煤矿、下农村、居陋室，撰写出一部沉甸甸的、反映1975－1985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变化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墓碑上，深情地刻着两行金色的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路遥身后的15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军团”等商业化写作屡现，一向素以朴实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为特色的陕西作家群体也开始出现了“面临断代”的自省式疾呼。眼下，更多70、80后陕西作家开始远离乡土，描摹私人、描摹都市，这令一直守望、关注陕西文学的不少人大呼失望：难道从第一代柳青到第二代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陕西作家所开拓的深沉生活体验、广袤文学格局、超拔文学人格，即将走到终结？

　　对此，陕西作家李星认为，随着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多元化了，面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陕西作家不能只是埋头写悲惨的生活、写苦难。“农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了，劳资关系变化了，比如保姆现在很难雇到了，反映出劳动成本上升，这也是全球化带给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影响，这些，我们作家不能不看到！”

　　对此，白烨认为，现在文学创作环境已大不一样了，干扰作家的因素很多，第三代陕西作家基本上没有出现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也是中国文坛当下的普遍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时代问题。”

　　专访／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路遥生前好友、作家白描

　　路遥的一生都在“摔跤”

　　回忆路遥：路遥是能“咬透铁”的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路遥的早逝？

　　白描：我认为，路遥的逝世有多重原因，性格因素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过去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路遥的性格，永远是争强好胜，永远是想当世界第一，起码是中国第一，这些东西给他的精神压力太重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大事，一定要在40岁之前完成。”

　　说个例子，早年路遥还是个业余作者的时候，上海有个作家也叫路遥，而且起步比他更早些。别人说路遥你改个名吧，结果他回答：“我发誓要让他改名！”结果后来上海那个路遥改名了。中国吃得苦的作家有很多，但路遥走上了一个极端。路遥很崇拜柳青，柳青有个中篇小说《咬透铁》，铁谁能咬透？路遥就是这种要咬透铁的人。

　　还有一个社会的原因。在路遥十几岁时，曾担任陕西省延川县一派群众组织总司令，后来，做过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到1969年，他的革委会副主任被撤了，这对他刺激很大。路遥其实对政治很感兴趣，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像李自成那样叱咤风云、改变中国的政治家，而且他对外交官乔冠华那种迷人的风度特别痴迷。路遥是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才走上了文学之路。

　　记者：据说，路遥一直是个目标很强的人？

　　白描：如果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要给路遥写传，我会把传记名字叫做《黑方红方》。因为路遥永远是扮演两重矛盾的角色，就像他小时候得了延川县中学摔跤冠军一样，路遥的一生都在摔跤，同时扮演黑方红方两种角色，和他自己摔跤，和别人和社会摔跤。

　　路遥的根扎在陕北农村，作品感应着最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他个人又无限向往过上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陕西农民吃葡萄，就一串拿起来，像猴子一样哗啦哗啦解决掉了。他看不惯北京岳父家吃葡萄的方法：一串葡萄摆在桌上，半天拿上一颗，慢条斯理的把皮剥了，拿嘴一嘬，最后把籽一颗一颗吐出来。他曾和我用讪笑的口吻谈起过这样的事情，但从话语中却可以听出来，他很悲哀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欣赏大都会那股贵族味儿。

　　但路遥是个悲观主义者，大约1982年前后，他对我说：“什么时候中国人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该有多好！”我对他说早晚一定能达到。他悲观地反驳我，说永远也达不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贫穷，他不相信能一朝一夕就改变了。

　　谈文学价值：路遥要做中国的司汤达

　　记者：路遥的文本是朴实的，但却能经久不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白描：路遥作品的核心价值，是基于他对最普通劳动者的同情和挚爱。路遥在逝世后多年里，在与青年读者交流时，我经常感觉路遥没死。我以为，现在讲路遥没人听了，没想到各地依旧有大量的路遥的追随者。路遥成为了无数青年，特别是农村穷苦家庭出生的青年的精神楷模。他们从路遥的人生轨迹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在目前的中国作家里面，那种奋斗精神是独一无二的，路遥就像法国作家司汤达，他写出了中国的于连。

　　要理解路遥，就要理解陕北。陕北多少世代以来都是一块水土流失、苦焦贫瘠的地方。陕北的农民怎么种地？今年不管有雨没雨，有收成没收成，到春天的时候我都下种，该锄地的时候一定要锄，该干什么干什么。路遥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路遥以生命来创作的这股劲，来源于像他父亲一样的陕北农民在土地上刨挖的受苦精神。

　　记者：也有人认为，路遥虽然是大学出身，但知识面比较狭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十七年文学”和解冻前的前苏联文学，《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凭借的是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但缺乏对历史的穿透性把握。

　　白描：这个断言太武断。《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用了路遥很大部分人生经验，但路遥还有更大的野心，还想写一部史诗性的小说，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他计划中还有一部暂定名为《共和国纪事》的大书，他和我谈过的。路遥的才智在哪里？他写每部作品之前，都会在陕西作协大院中，反复和朋友们聊天、讲他要写的故事。朋友们说行了，他才行，说不行，他会去重新考虑。路遥决不闭塞，读书非常之多，视野非常开阔，是一个在文学的各方面准备非常充分的人。

　　记者：对比时下的新型乡土文学，有人提出，路遥已经过时，当代陕西作家、乡土文学应当另辟蹊径？

　　白描：路遥采用了一种凝重的现实主义。路遥的文学观来自前苏联文学、法国的左拉、司汤达等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了，也是他最拿手的。

　　我认为，任何创作方法都是作家精神劳动的一种工具，作家的较量主要不在创作方法上，而是在以下三个层次：一，基本功的较量；二，才情的较量，很多作家就很有才气，翻上两页不看作者的名字，就知道是他们的作品；三，人格的较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托尔斯泰面对笔下的所有人物，哪怕是最讨厌的人，也像上帝注视自己的儿女一样，饱含悲悯之情，路遥就属于这类作家。

　　谈传承：路遥的笃定留给我们一面检讨的镜子

　　记者：路遥身后留下一个贫困的家庭，作家洪峰当街乞讨，是不是人们还缺乏对作家生存状态的关注？问题出在作协的体制吗？

　　白描：路遥的生前没有享过一天福，这是一个悲剧。现在路遥的五弟王天笑病很重，陈忠实竭力给予帮助，贾平凹致信给榆林市市委书记，呼吁榆林市政府能够照顾路遥患病的家人，结果政府决定给王天笑“花多少钱报多少钱”，并且把路遥的养母作为“低保户”养起来。我认为，中国作家制度必须改革，国外没有政府养的专业作家，但国外有很多基金会，他们资助作家，目前中国民间专业基金组织很不健全，功能也很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应给作家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记者：审视新世纪的文坛，满眼浮躁之气，路遥的精神是否成为绝响？

　　白描：路遥对文学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态度，在当代文坛不能说再没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我们现在很多成熟的作家，已经进入一种经验写作的状态了。一些作家写出名了，功力炉火纯青了，于是将茶馆饭桌上听到一些故事，凭着他们娴熟的写作经验，捏弄出一篇很“好读”的小说来，这就是速见效也是速死亡的东西。

　　从今天看来，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不是某种创作方法，也不仅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是路遥式的执著的精神追求和诚实的劳动态度。这是他的遗产。路遥是个精神至上主义者，在目前中国这个精神缺失、浮躁奢华的拜物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路遥的笃定留给了我们一面检讨自我精神的镜子。

　　记者：有人说路遥身后短短15年，他留下的传统已在新一代陕西作家中断代？

　　白描：陕西作家不缺生活，但是缺少一种柳青、路遥传给我们的“咬透铁”的精神遗产。现在社会如此浮躁，路遥用数年写成一部《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用5年时间写出《白鹿原》，现在还有谁敢甘于这样的寂寞和磨砺？

　　其实，陕西作家还有个通病，美学准备相对欠缺，缺少一种开阔的视野去关照社会发展和笔下的人物，没有摆脱农民这个出身阶层带来的眼光的狭隘性。在道德观上也许能站住脚，但在历史观上，常常很落伍。比如改革给人们心灵和精神、给社会带来巨大撞击，陕西一些作家就经受不了，无限怀念往昔日出日落的耕作方式和农村农家院鸡犬相闻的生活方式。不独陕西作家，中国很多作家，特别是西部作家，都存在这样的迷茫和失落。

　　我觉得，以苍生、天下为己任，为劳苦大众鼓与呼，这是陕西作家最突出的特点，在全国作家中都是很突出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陕西作家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现在陕西作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自身局限，用一种人类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

　　图：

　　沉思中的路遥。

　　《人生》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路遥成为当时社会的热点人物。

　　1992年，路遥在病床上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