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官为何坦诚自己是骗子？

　　当今骗子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不打自招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笫一次听到，这位敢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为官一方的乡长。他的不打自招也足够有胆量，竟然敢“招”在中国最权威的杂志《半月谈》上，这影响该有多大？

　　《湖南乡官自曝政绩造假称被指标考核逼成骗子》是那位乡官“自招”的标题。不过《半月谈》还是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当然隐去真实姓名，是怕引火烧身，怕同僚和上级怨恨。这能让人理解，中国有句古话：枪打出头鸟。多年前，我写过一篇《乡官诗人“下课”》，一位乡官就因为写了一篇杂文揭露内幕而“下课”，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至今仍在当地流传：“村委会换届(gai)，送礼比赛，送得多提得快，送得少莫怪，不送的等下一届(gai)。”不久前，湖北黄石市警察吴幼明也由于自曝单位“内幕”而丢掉了“铁饭碗”(2007年4月4日《新京报》)。这种揭露内幕的“出格”，“体制”是无法容忍的，也就注定他们是要出局的，即使不出局，他们在单位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诗人乡官和吴幼明都严重犯了游戏规则，是单位领导、上级领导不能容忍的。当年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最后这位乡党委书记也被迫去深圳打工。“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李昌平感叹说：一个人要说几句实话、真话，难啊！

　　事实上，如今乡官不当骗子也难。那位在《半月谈》上“自招”的乡长说：他在湘南一个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导向。而农民最讲实事求是，打心眼里看不惯乡镇干部这种做法。他所在的乡有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生活水平在全县比较靠后，可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字并不落后，2005年报的是4300多元，2006年增加到4600多元。实际上，农民可用现金少得可怜，平均起来每年也就600到700元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报得这样高，主要是以前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盲目造假的结果。几年前，他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虚高，带来的后果是导致自筹建设资金的压力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4600元的纯收入有多少水份？如果剔除农民打工收入，真正的农业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这种统计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因为这纯收入不是真正的农业纯收入。提供的数据水份高，显然不利于高层决策。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来自民间的一则顺口溜。其实这则顺口溜已经在民间流行多年。让人甚感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级骗一级咋就得不到整治？

　　那位乡长向《半月谈》猛烈抨击当前基层政绩考核中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之风，是期望上级政府给基层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下大气力裁减各种不切实际的考核指标。这样，他当乡官就好当了，不用再陷在谎言的重围中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真实是心灵的自由。这位坦诚自己是骗子，并揭露“内幕”的乡长，是希望得到真实的心灵自由，不再欺骗和说谎。坦诚是一种虔诚的忏悔。记得李昌平在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说：“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但愿有这种忏悔的官员越来越多，只有忏悔的官员多了，当骗子的官员才会少了，欺骗、说谎的环境才能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