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司徒雷登，离去与归来

　　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渐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国

　　★ 本刊特约撰稿/刘若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1月17日，浙江杭州半山安贤陵园，低沉的音乐响起，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据司徒雷登的遗愿，他最大心愿是葬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内)妻子的墓地旁。但在几经波折后，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之子、美籍华人傅履仁还是决定，在杭州落土为安。

　　没有提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大抵是为了回避政治的敏感性。一甲子之前，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启程返美，为他在华数十年划上句点的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从此，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留在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

　　另一种记忆也在慢慢复生。坐落在杭州市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3年前已对公众开放。时间再往前推，1985年，这里就被政府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已在中国日渐脱敏。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1980年代中期，因为毛泽东文章的缘故，大家还都不太敢触碰司徒雷登这个人，但敏感度已逐渐降低，她的一个学生即写了一篇比较肯定司徒雷登办学的论文。在此前后，吴青的母亲冰心与雷洁琼、黄华等人，也签署联名信，呼吁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燕园，但最终没有成功。“他非常好，非常爱中国。”吴青举例说，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对中外教员采用同等工资标准的高等学府。

　　教育家、大使和传教士，这是司徒雷登一生最重要的3个身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所所长邵玉铭教授所著司徒雷登传记，曾被哈佛大学出版社提名参加“费正清学术著作奖”，这本英文书的中译本，即以《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为题。历史尘埃落去，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渐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国。

　　“挟起皮包走路”

　　以1949年4月24日为界限，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开始在南京模糊了起来。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刚刚乘飞机离开，解放军在前一晚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时间大概刚过凌晨6点半，正在使馆内卧室里睡觉的司徒雷登，被房门打开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看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

　　在几年后出版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当时受到惊吓的司徒雷登说，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外交豁免权，他们被灌输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概念，这可以从其中一名士兵对(使馆)一个佣人讲的话看出。大意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他们。”

　　面对新的胜利者，司徒雷登失去了自己正式的外交官身份。他也意识到在新的舆论宣传中，自己已从一个“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快速转变为“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