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记得1946年7月，在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时，虽然做好了被欢迎的准备，但舆论众口一词的拥护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如《大公报》社评即称他为“中国之良友”，认为“这样一个人物此时出任美国驻华使节，真是最适合理想的人选了”。

　　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美国国务院的推荐电文中也可以看出，选择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担任此一要职，是因为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司徒雷登本人也自认，从担任大使之日起，他的主要精力就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上。但事实证明，司徒雷登的作用是被过高估计了。美国参与其中的国共谈判充满曲折，内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台湾学者林立树在其所著的《司徒雷登调解国共冲突之理念与实践》一书中认为：司徒雷登对国共间冲突所持的基本理念在1948年前后有显著的不同。1948年以前，他支持蒋介石，推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改革，维持中国的安定。但1948年后，因中共军事上的胜利、蒋介石受周边保守主义人士的影响停滞了改革的步调，以及苏俄欲插手调停国共问题，司徒雷登改变了原先态度，转而倾向中共。

　　在南京解放之前，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去电，请求准许他与中共高级领导接触、会谈。“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他想回北平，并通过管道和毛泽东、周恩来联络，毛、周也同意和他见面。”台湾学者邵玉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有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但杜鲁门总统不准他去北平，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允许他们承认中共。

　　司徒雷登不得不做回国的打算。在经过几次推延之后，他终在1949年8月2日搭乘美国驻华使馆的飞机离开南京。虽然已不被承认大使身份，但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的礼遇：行李免检(这意味着他可以携带机密文件)和免于担保。美国政府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刻意选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后发表。这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慨，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里所谓的“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指的就是司徒雷登抛弃国民党，想与中共谋和。白宫的反对，更加固了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取向，而司徒雷登遂成为新中国发泄反美情绪的一个对象。

　　遭冷遇、受批判、被遗忘

　　蒋介石对司徒雷登1949年试图“开新店”亦耿耿于怀。“蒋介石和司徒雷登原是一生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两人见面是讲宁波话的，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也是司徒雷登给写的序。”邵玉铭说，但在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司徒雷登知道美国白宫已对蒋介石没有任何期望，他认为属于蒋介石的时代结束了，于是转而支持李宗仁。后来蒋介石又发现司徒雷登想和中共建交，蒋介石对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与无神论的中共暗通款曲，一直无法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