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发现简牍最多的地方，也是出土和收藏汉简最多的地方，但同时也是简牍保护最为粗放、条件最差的地方，加上研究人才奇缺、后继乏人，甘肃汉简的保护和研究任重道远。

　　甘肃的“骄傲”

　　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德芳说，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书写的工具，而是生活用品。何双全在悬泉遗址中发现了530多张麻纸，有字的仅13张(质量好的)，粗糙一些的要么当纸巾用，要么包药、包食物等。

　　“从商朝到公元纪元后300年，简牍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有长达2000年的历史。”张德芳认为，大量汉晋简牍在甘肃的发现，与敦煌遗书和安阳甲骨的发现一样，成了震动世界的事件，甘肃成了“汉简大省”，也成了思想文化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简牍学也和敦煌学、甲骨学一样成为当今的世界显学。

　　简牍是我国战国至魏晋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汉简70多批次，而甘肃就出土30多批次，占了一半多。除了汉简外，甘肃还有天水放马滩的秦简，以及河西一些地方出土的魏晋十六国简和唐、宋吐蕃简；除汉文简外，还有去卢文简、吐蕃藏文简等。各个时代、各种文字尤其是6万多汉简的发现，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甘肃独有的文化资源。

　　甘肃汉简涉及的学科门类是多方面的，其学术上的价值也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丝路贸易、文字书法、科学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而关于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的古籍，则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汉简文字书法的再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从小篆到隶变的演变过程以及行、草、楷各种书体的产生和流变，同时还是今人研习书法艺术的实物范本。

　　由于甘肃汉简的发现而兴起的中国简牍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已构成了严密科学的知识体系；国内一批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英、法、日、德等许多国家的汉学大师终身以甘肃汉简为研究对象；全国很多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研究单位和文博部门都先后设立了简牍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高校把中国简牍学作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必修课，有些还建立了中国简牍学的硕士点、博士点，为简牍研究培养人才。

　　汉简辨误

　　简牍学家、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认为，汉简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前解读古代的常识性错误。这些年因为有病，他的不少研究内容都搁置了，最近正在准备重新拾起研究工作。

　　初世宾所说的常识性认识错误，最基本的例子即“烽火制度”。中国古代烽火制度起源很早，西周时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与我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由于以前文献记载的阙疑，各家观点不一，1974年，居延破城子《塞上烽火品约》和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汉代的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初世宾说，以前人们把“烽火”看做一个事物，更理解为战争，但通过汉简研究专家们发现，其实“烽”和“火”是分开的，“烽”不是火，狭义地讲只是个信号，广义上则是白天各种信号的泛称。白天从远处看火并不清楚，只能用烟，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代表不同的内容。而“火”是晚上看的，“火”又称为“燧”，“烽燧”合起来代表白天和黑夜。

　　还有古代的律条研究。我们今天说的“盗贼”，秦律中“盗”排在首位，汉律中“贼”放在前面，即“贼盗”。“没有任何道理就打人、伤人，这叫‘贼’，说明在汉代，‘贼’是思想罪、道德罪，是大逆不道。”初世宾认为这些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思想认知是极其重要的。

　　张德芳则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错误认识，即永昌县的“骊”。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罗马军团”被收容安置在甘肃境内的说法在史学界蔓延。其实，最早把克拉苏远征军与汉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击匈奴一役中出现的“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汉学家H·H·德效骞教授，1947年，德效骞撰写了《古代中国之骊城》，书中称，公元前53年，克拉苏越过幼发拉底河，在卡尔莱一战中全军覆没，近万人被俘，克拉苏及其子均死于安息人之手，近万俘虏被安置在马基亚纳安条克城；公元前36年，汉将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攻击匈奴，将这批“罗马人”俘获后安置在骊城，书中认为“骊”就是“大秦”(罗马)。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张德芳依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关“骊”的记述，有准确时间的是“神雀三年”，证明“骊”这一地名早在甘延寿、陈汤出击匈奴之前就有了，“罗马军团”显然是无中生有。“我是永昌人，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骊，也没有否认过古城的存在，但从汉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罗马战俘无关。”张德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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