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_薛蛮子 整理 _记者 雷顺莉

　　薛蛮子

　　天使投资人，新浪微公益爱心团成员。2012年，躲过了癌症一劫，发起多项公益项目。

　　能帮到他人，我快乐得很

　　幸福是一种状态，当你意识到你幸福，幸福就已转瞬即逝了，所有的幸福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感受的。人最幸福的时代一定是他的儿童时代，当他明白幸福这个东西的时候，幸福一定离他很远了。

　　2012年对我而言，不能说是最幸福的一年，但却是最特殊的一年。我最庆幸的是躲过了癌症一劫。突然发现得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绝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生命体验。事实逼迫我去想，什么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哪些对我来说是最要紧的事。

　　在与癌症相抗的过程中，我想清楚了一辈子需要干什么，主要可以归结为几点：第一，怎么保证跟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第二，一辈子到底希望留下什么遗产，这遗产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物质上的；第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如果我当时没有挺过癌症这一关，恐怕就会选择与家人和孩子们整天呆在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

　　幸运的是，我躲过了一劫。我要感恩，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我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发起新浪微公益后，欣喜地看到四川宜宾那个10岁的“倒立娃”颜玉宏站了起来（编者注：颜玉宏因小儿麻痹症后遗症，不能站立，一直用手当脚步行，坚持读书，后在薛蛮子等热心人士发起的公益医疗的帮助下，能够依靠辅具站立起来），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当时这个事也感动了很多人。我相信幸福是可以传递的。做公益活动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付出，无非是大声疾呼唤起全民关注并个人捐钱而已。我觉得我上微博最大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我个人的隐私，换取了一点点虚名。让虚名有点价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变成影响力，而这些影响力又多多少少为自己想做的事业，尤其是公益事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有的我参加的公益项目，包括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对鲁若晴和白血病患者的救助、对廖丹的帮助、“最美的中学生”等一系列活动，如果没有我的这点虚名和影响力，短时间内做这么多公益项目恐怕不会那么顺畅。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快乐，别人做不了，我做出来了，切切实实帮助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我快乐得很。这些事带来的幸福感让我体会到，所有的给予都会带来巨大的满足。给出越多的真心，就会收获更多的幸福和满足。不仅受到帮助的人获得幸福，施予者更因为爱心的成就同感幸福。

　　用好“公知”的话语权

　　我在微博上，随着影响力的递增累积，慢慢被当作“公知”，在微博上也就遇到越来越多的求助者。但对于没办法证实的事我们不能做，大部分都需要有比较靠谱的熟人和机构来证实，我才会考虑转发。如果遇到我真心想要帮助的人或事，首先希望是件真实靠谱的事。但即便事情确实很靠谱，也不可能每一件都能去做。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只有尽我所能。

　　一直以来，我几乎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使前段时间被一些人在微博上攻击的时候，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我个人对这些事情并不介怀，因为我早就知道，人一旦出名，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时候，被质疑甚至被诟病是很正常的。你一旦有点名声，就相当于鱼缸里的鱼，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你做爱、拉屎的细节都无所遁形。这也是我在58岁以前从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原因。这次唯一让我觉得那些攻击者十分无聊之处就在于，他们攻击我不使用任何事实和证据，而是利用全中国人民对所有权、钱、色和贫富差距的不满，凭他们虚构的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一些东西来迅速挑唆煽动。按照他们的逻辑：我爸是官儿，因此认为我一定就是个坏人；我老婆家曾经也是官儿，因此断定她也是个王八蛋；我这个人20世纪80年代初就去了美国，从而就认定我是靠关系走后门，从而就论定我很可能是美国的间谍。

　　面对所有的质疑和诟病，最好的回答是事实和时间。我年届花甲，从14岁起就经历过抄家和父亲入狱的不幸，15岁就被下放到内蒙插队，啥事没见过，这点质疑和造谣还能比“文化大革命”更厉害吗？

　　自从今年我在微博上“被公知”、话语权变大之后，也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各种应酬太多，各种约稿、出镜、颁奖活动都找我。公众场合我尽可能少去折腾，我只做我自己想清楚的事。虽然话语权变大的弊病是没有个人隐私，但毕竟可以用这影响力去做一些我想做的急公好义的事，这是我觉得所谓的话语权唯一还有点用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高富帅”，但我是一个率性的人，想说什么就会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决不会在别人背后说。所谓“公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而我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多地传播常识，传播一点所谓的正能量。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一些颠倒了的事实重新纠正，普及一些历史上的知识，重建常识，重建信仰，重建道德的基础，我想这是我这点微博虚名唯一能起到的作用。

　　无论如何，能用我的言论去正面影响社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湖北麻城顺河镇农村3000小学生开学自带书桌上学，我在微博上开始质疑这个事，上午9点钟问责，不到下午5点，这个事就被解决了。这样的事情会带给我巨大的幸福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觉得，纵然因为虚名付出了代价，也是值得的。

　　幸福一定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状态，我的2012年是我第一次做名人的一年，也享受了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同时，我也忍受了对我个人和家人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质疑。誉之所至，谤亦随之。我觉得2012给我带来的启示就在于，我发现能够通过个人微薄的影响力，多多少少对我们生活的国家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是“公知”声名带来的最大好处，作为一名“公知”，其话语权所能带来的微幸福就在于此。

　　（原标题：一名“公知”的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