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谈
12月3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主席黄洁夫在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6版）
有人认为，大可不必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因为死囚多数是严重暴力犯罪，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了严重侵犯和损害，鼓励他们死后捐献器官，也是一种自我赎罪，何况死囚被判处死刑后，捐献、移植其器官不过是“废物利用”，不捐献和移植也白白浪费掉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反倒觉得，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彰显了伦理与法治进步。
应当承认，死囚也是公民，其是否捐献身后器官，仍有自愿选择之权利。而现实却往往是，据报道，一些死囚之所以捐献器官，是因为自身面临罪恶、良知、道德等多重巨大压力，而作出的无奈选择；也有的死囚捐献器官却是“被自愿”，要么因为被处决后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要么被一些人铤而走险，花钱从死囚家人那里收买了器官，以牟取暴利。故在死囚器官捐献中，是否秉持了完全的自愿，实在很难界定，对死囚来说难言公平。
在多个正式场合，黄洁夫曾多次表示，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由此不难想到，使用死囚器官为其他病人移植，肯定会造成一些不可小视的乱象。由于死囚自由受到限制，且生命权已被剥夺，当器官移植需求者因纷纷盯上那些死囚，死囚器官极可能在执行死刑前后被秘密取下，被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及医院拿去牟取暴利，中饱私囊。据说，居然还有死刑执行期迎合器官移植期的荒唐情形，这更是一种司法腐败了。
所以，不管是过度依赖死囚捐献器官的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伦理与法治争议。为此，我国有关部门和组织都在努力推动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以逐渐减少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而从明年起，我国就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了，这无疑是可贵的进步。事实上，我国正在逐步减少死刑罪名，正在少用、慎用死刑，依赖死囚捐献器官的道路会很快行不通。号召公众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建立一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才是王道。
当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之后，更要依法严厉打击一些医院、医生和个别机构、个人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使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依法而透明，增加器官移植分配的公信力，消除人们对器官捐献和移植能否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这样才能鼓励更多老百姓愿意捐献身后器官，弘扬终极大爱。□何勇海
（原标题：“停用死囚器官”的伦理与法治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