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有个口号，叫“超英赶美”，为此中国各地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粮食生产“放卫星”，还是没能如愿。几十年后的今天，英国上下盛情接待中国国家元首并且隆重宣布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时，中国GDP总量已是英国三四倍。按一个粗略的标准衡量，“超英”大体做到了，尽管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质量还远逊于英国人。
中英两国这次签了400亿英镑大单，其中包括中国公司加入英国核电站建设项目，而且伦敦将成为香港之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还放宽了中国人赴英旅游签证的年限。加上英方对习近平主席令人炫目的最高规格接待，特别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到英国国会演讲，让人相信中英建立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不是空话。
英国向中国人展现了西方世界迄今最热情洋溢的面孔。很多人相信，这是中国拥有了强大力量的结果。然而仔细分析，事情又似乎不那么简单。
伦敦与北京张开臂膀热烈拥抱，首先证明了西方作为压制中国崛起的经济联盟即使存在，它的松散联系也早已被中国瓦解。经济上的“西方”概念十分勉强，它相对开放，离心力比向心力多，因此不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挑战。
军事上的“西方”要真实一些，有个北约做内核。但由于中国地处东方，西方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也不像检阅场上的方阵那样整齐。中国面对的主要军事压力是美日同盟，后者在试图把一些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也拉上，形成一个威慑中国的大杂烩。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支持了军力构建，我们面对的军事压力既现实，也不再那么紧迫。中国有足够能力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信心正逐年增强。
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英国都像是离开了有可能威胁中国的那个“西方”。它受中国发展的吸引，明确要做我们的朋友和伙伴。而英国是西方世界标准、重要的一员，它与中国携手步入“黄金时代”，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
然而到了意识形态上，旧的分界线又倏然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画出来。当发生“人权”等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冲突时，英国和德法等同样大力发展对华关系的国家又站到了“西方”的队列中。即使英国政府态度温和，该国一些社会力量也会表现活跃，与美欧的各类政治力量联手，向中国发难。
外部意识形态压力成为当下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它对中国国内的价值观纠纷颇具影响，共同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挑战。中国主流社会如今从西方感受到的“敌意”大概有一半以上来自意识形态方向，其次是军事压力，经济压力最小。
价值观认同是二战之后西方世界最为突出的纽带，但英国的例子以及德法向中国的靠近都表明，这个纽带也不是万能的，它代替不了西方诸国的实际利益，因而它提供不了把西方整个凝聚起来对付中国的动力。
价值观分歧是中西之间当下和今后最深层的差别之一，中西大概都没有错，重要的是双方相互尊重，互不试图改造对方。
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对华带着傲慢与偏见，甚至表现得咄咄逼人。然而我们的这一感受深，也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不够团结，内部分歧多，容易有受到外来威胁与挑衅的不安全感。
英国是中国找回更多自信的地方，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变化，也告诉我们外界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时代即使真有过，也已经结束了。但事情还有个尾巴，那就是解决中西意识形态之争，前方还有漫漫之路。
然而成就和希望要比困难与不确定性大得多。想想过去西方铁幕一般的压力，对比今天阴晴不同、时阳时雨的“新西方”，可以看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向前走了很远。我们几乎已经掌握了下一步怎么走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