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的迷途与困惑
□孙葆元
最近参加了一个诗歌创作座谈会，编辑与诗歌作者互动，一位年老的诗歌作者向编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刊物上刊登的诗，我们看不懂。我们喜欢郭小川那样的诗，可是现在买不到他的作品，你们的刊物为什么不能发一些那样的诗?国内一家很著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刊物不是办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一语即出，全场大笑。提问的人尴尬，回答提问的人未必不尴尬。这是不是当下诗歌的尴尬?
我敢说，这位编辑说的是真心话。这年头刊物不好卖，刊物选稿当然要迎合读者。对市场最大化的占有是办刊的第一宗旨，编辑哪有闲工夫考虑几个老年读者热爱的郭小川?况且这样风格的诗似在“过时”之列，新诗已经更“新”，不是这样的写法，除了几个老朽记得他，当下连写诗的年轻人恐怕也不知道他的诗名了。
旋即又听到一位以惊人诗句走红的诗人说的一句话:诗迎合读者是可耻的。似乎是对这位编辑的话的诠释，又似乎不是。现代诗的确忽略了一部分读者，诗人任性地自顾自唱着自己的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的诗集卖得好，面对着不买账的读者，那自怨自艾的诗谁会理睬呢?
就说那位提问的老诗歌作者，看来他是“落伍”了，他的诗得不到刊登，他要读的诗在市场上买不到。然而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阅读史中，他记住了郭小川。郭小川何等荣幸，他是以自己的诗住进千万读者的心灵的。当下诗人有几位能让人记住他(她)的一两句诗?
目前诗歌繁荣在网络上，打开微信，诗铺天盖地。究其然，诗只是在诗人的圈子里打转转，诗没有走向大众。诗人既是写诗的人，又是诗的读者，除此之外诗无法走向民众。诗发展到当今，成为圈子里的文化，已经背离了《诗经》曾经的社会属性，背离了唐诗朝野皆吟、妇孺皆诵的公众性，也背离了宋词全民吟唱的普及性。诗，只是诗人胸前的徽章，人们的情怀里已经没有诗。眼前的例子就是，人们激情喷涌时随口吟出的是古人的诗句，谁曾听到几句现代诗?
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人韩愈的诗句。当代有人硬说杜甫的诗名是宋代以后才确立的，在当时并不为人称道。不知他看没看到韩愈这句中肯的评价?李、杜的诗为什么震撼了他们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是为读者写诗的。在没有文学刊物的唐代，他们的诗是靠读者口口相传的。倘若读者不喜欢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绝对传不到今天。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人民苦难，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被人民深深喜爱着。李白有点浪漫，他是那种个人自顾自行吟的诗人，但是他唱出的是人民共同的心声，而不是自我的抽泣和哀怨，他的浩叹与时代应和着，回应着人民的关切，被受众接纳，人民当然记住了他。这就是当代诗与古典诗在行吟内容上的巨大落差。
当代诗苦恼着，苦苦地探索着突围，在突围中赢取受众。仔细检点一下，当代诗的探索都是形式上的探索，变幻着体式，吟着不痛不痒的自我。我们常常听说，某诗继承了某国著名诗人的某种风格云云。诗当然可以互相借鉴，甚至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但是诗首先是民族的，与本民族的语言基因具有不可割裂的沿袭传承关系。现代诗为什么不首先拷问一下应该向传统诗学习和继承些什么?比如，新诗使用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蜕变而来，是源与流的关系。新诗发展了百年，我们突然悟到，在这百年发展中我们割断了现代汉诗的源，诗怎能不彷徨?而我们嫁接出的诗的产品没有汉语的节奏，全像混血儿，还能够叫诗吗?我做过一个试验，把《共产党宣言》首段分行，我说这是马克思写的诗，一点不比当代某些诗人写的句子差。然而，那是史诗，我们看到的却大多只是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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