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台北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得炎热起来了，然而当朝阳刚刚露出笑脸，车行在七弯八拐通往基隆的山路上，不必打开空调,人仍觉得凉爽――由大弟基东负责驾车，在好友博洲兄的陪同引导下，我们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专程奔赴北台湾的“雨都”基隆市，打算去那里参访全台湾都很知名的学校——基隆中学。
说起来，我的家庭与基隆中学真是有不解之缘：我的先父徐森源是曾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在大陆时的得意门生，和后任校长钟浩东是亲密战友；钟浩东校长的太太蒋碧玉，则是我来到人世间的“接生婆”；先父母又都曾任职于基隆中学，我的大弟徐基东就出生在基隆中学；“基隆中学案”发生后，先父母在基隆中学时的许多老同事、老战友，或牺牲或坐牢或亡命他乡；先父因为受到“基隆中学案”的牵连，也被迫抛家弃子，只身匆匆逃往香港，我的家庭因此而骨肉离散长达数十年之久……
故事还得从大陆说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那时，先父徐森源正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是校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之一。由于抗日热潮的鼓舞，他积极参与发起组织“全梅学生联合会”，领导推动全梅县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次年夏天，先父在东山中学高中毕业，满腔爱国热情的他毅然参加了由丘念台（甲午战后反割台爱国志士丘逢甲的嫡子）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 东区服务队，在广东东区客家人聚集的惠（州）、潮（州）、梅（州）属25县，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街头抗日戏、办学校，以及绘画、运动、写作等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从事组训民众的工作，团结教育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先父在东区服务队结识了丘继英、蔡子培、卓扬、邓子龙、黄炳辉、肖道藩、林启周、魏梵、徐新杰、黎明华、王致远、刘邹炽、张展铨、潘佩卿等一大批客家籍青年爱国知识分子，以及从台湾历尽艰险辗转来到大陆投身抗日阵营的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和钟的表弟李南锋等五名台湾爱国青年（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影片《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就是以此故事为原型改编的）。从此，他们成为同甘共苦、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先父徐森源与先母潘佩卿，也因此在东区服务队由相识到相知相爱，喜结连理，并于1944年秋在东区服务队驻地—— 惠州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生下了我。接我出生来到人世的不是别人，正是护士出身的蒋碧玉以及丘念台的太太梁筠端，这真吾乃“三生有幸”也！东区服务队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凡是在该队出生的孩子，男孩起名必要有个“东”字，女孩起名则要有个“区”，以纪念东区服务队。这便是我的名字“徐博东”的由来(博是因为在博罗县出生)。
最值得称道的是，1943年东区服务队花费了很大心血，集中全力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创办了两所学校――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罗浮中学由丘念台兼校长，古培灵兼教务主任，先父徐森源兼训导主任，肖道应兼事务主任。博西补习学校则是由钟浩东兼任主任。教师全部由东队队员担任，学生都是从罗浮山附近招收来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远近闻名，培养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
抗战末期，丘念台曾指派先父母与钟浩东、李南锋等队员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策动在穗台胞进行反日工作。1943年秋，先父秘密加入了中共组织。此后，先父又秘密吸收钟浩东、李南锋、李伟英、叶捷新、刘炎曾、徐新杰、蒋碧玉等东队队员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经组织批准，先父母与丘继英、钟国辉，偕同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李南锋等东队台籍队友一起，漂洋过海来到刚刚光复不久的台湾，投入到重建台湾的工作行列。尚在襁褓中的我，则被送回广东蕉岭老家，由祖母抚养。
赴台后不久，先父徐森源接受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先父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师）的邀请，去基隆中学担任事务主任，先母潘佩卿以及蕉岭同宗徐新杰，也一道去基隆中学工作。1946年8月，钟浩东由丘念台和李友邦的举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先父则转任训导主任，方韬担任教导主任，钟国辉担任事务主任。另外，参加过东区服务队的李南锋、肖志明、蒋碧玉、陈明等人也都被钟校长延揽来基隆中学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弟在基隆中学出生，因为出生在基隆，故而起名“基东”。
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心想把东区服务队的工作经验移植过来，好好培养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也就是在那时，钟浩东由吴克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们以钟浩东和先父等人为核心，一方面团结教职员中的积极份子，包括钟国辉、方韬、张逸民、潘佩卿、徐新杰、杨奎章、钟逢甲、蒋蕴瑜、肖志明、李南锋、蓝芷芳、林献秀、钟里志等十余人成立了学习小组，经常讨论时事和中国革命问题，积累了不少进步书籍杂志（后来“二·二八”事变时被钟国辉、徐新杰烧掉了）。另方面，又对学生进行民主启蒙教育，指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及班会，给图书馆购买了不少进步书籍让学生阅读，并逐步进行学生中间积极分子的个别教育，同时通过学生与学生家长和社会发生广泛联系。当时，发生北平“沈崇事件”和东京 “涩谷事件”，他们利用这两个事件指导学生秘密油印反对美帝的宣传品，由邮局散发到全台各地。在此基础上，后来基中中共地下党在教师和学生中间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