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售假者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手段越来越“高明”，方式也越来越隐蔽，假货狙击战也随之升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辉辉/北京报道
2016年3月15日，兰州市城关区，销毁假冒伪劣商品现场
下午5点多，李伟匆匆登上了从杭州去往南京的高铁，他要到南京落实一个制假售假案的线索。
他是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板电器）法务部专门负责品牌维护的工作人员。从2012年开始，他便开始进入这种接到举报就即刻出发的生活节奏，尽管他并非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
“我们每年都会发现二三十起案值比较大的假冒销售老板电器产品的案子。”李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2年入行以来，他明显地感觉到制假售假者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手段越来越“高明”，方式也越来越隐蔽，而他们的假货狙击战也随之升级。
每天发现上千家售假店铺
接受本刊采访时，李伟向记者出示了一组外包数据公司对国内几家电商平台的检索结果，这些数据显示，其中几家店铺形迹可疑，“从店铺名称上看，应该属于一个人，而且其产品销售价格明显比老板电器的正品低很多，产品图片也显得不太正常。我们怀疑可能又是个冒牌货。”
接到这类信息，李伟和同事们通常会马上对这些线索进行跟进核实，开始一场“恶战”。
2015年之后，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李伟的工作中出现。
近年来，他清楚地感受到，线下的售假行为明显减少，线上的售假者却开始变得猖獗起来，“线下门店售假的风险比较高，一般接到举报，我们过去就能逮个正着，而线上售假方式则要隐蔽得多。”
于是，打假“主战场”也从线下实体门店逐渐转移到互联网。
“目前，数据分析、网络检索就成了我们发现制假售假线索的重要方式。”李伟说，老板电器甚至为此委托了专业的数据公司。
南京圣迪奥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迪奥）打假负责人孙亮对此同样感受深刻。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同以往主要依靠消费者投诉，经销商、专卖店举报发现售假线索不同，现在他们每天都要在各个电商平台输入“圣迪奥、S·DEER”等品牌关键词进行检索，然后对授权店之外的所有店铺进行一一甄别，主要是通过销售价格、图片质量、售后评价等信息初步判断真假。
“一般假货的价格都会明显低于正品，比如圣迪奥一款售价在600元左右的女装，假货的价格可能只有200～300元，甚至更低。”孙亮说。
通过这种初步鉴定，孙亮和同事每天都能甄别出大量涉嫌售假店铺。
“比如说在某电商平台上，事实上只有3家旗舰店是经过圣迪奥公司授权的。但是我们每天的搜索结果都有几千家店铺，这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非授权销售，但仍然有超过1000家店铺是在销售假冒的圣迪奥产品。”对此，孙亮感到有些无奈。
超过5万就深挖
发现售假线索之后，品牌方的打假团队就要顺藤摸瓜。
通常，品牌方会首先确认售假店铺是否有关联店铺。
2016年年初，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踏）的品牌维护负责人邓志勇的团队，就在某电商平台上发现了7家均带有“斐乐”二字的售假店铺，通过其他线索比对，认定这7家店铺为一人所有。
“这些店铺除了名称上有重复的字样之外，一般在装修风格、产品种类、产品标价等方面也会露出蛛丝马迹。”邓志勇说。
发现了7家售假店铺之后，安踏根据各个店铺的销售数据，初步估计销售额可能高达100万元，远远超过了制假售假刑事立案的涉案标准。于是决定继续深挖。
“如果初步估计售假店铺的销售额比较少，达不到5万元的刑事立案标准，我们就会把线索移交给电商平台，让他们处理。”邓志勇说。
下一步行动的关键是取证和定位。
于是邓志勇和同事们兵分两路，一路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从前述7家售假店铺分别购买了假货样品，并交由公司的鉴定部门鉴别真伪。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坐实对方的侵权销售行为，为下一步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支持；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证据。”邓志勇解释道。
另外，他们还与电商平台取得联系，尽量争取平台的帮助，以便搜集更多售假者的身份信息，并对其活动轨迹和售假窝点进行定位。
“在没有平台方帮助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查知卖家的退货地址和其他有用的信息。”李伟说。
如果没有更多的卖家信息，拿到退货地址、退货收件人信息之后，他们就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实地走访和“侦查”，以便获取更多、更有“破案”价值的线索。
2015年夏天，孙亮的团队经过前期摸排，发现一个线上假冒销售圣迪奥产品的卖家在江苏省高邮市，当即就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摸底。
在一周的“蹲点”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一个老年男子频繁出现。此人每天都会骑一辆三轮车，拉一个装满物品的麻袋到售假者的店里，而当他卸货的时候该店铺总会关门。后来证实此人是售假店主的父亲。之后，通过跟踪此人，孙亮他们发现了制假的窝点。
2017年1月18日，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假冒伪劣药品进行集中处置
数据定位
电商平台的参与，则可使品牌方打假团队获得更多的店铺注册信息，提高打假效率。平台方甚至可以结合后台的销售数据，经过大数据分析，描绘出售假者的活动轨迹，从而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比如，阿里巴巴的打假特战队在接到邓志勇的举报线索之后，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售假者活动区域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的一个社区内。
根据这个定位，邓志勇带着人开始进行实地定位。经过前期摸查，并没有在该小区发现仓库和制假窝点，该小区可能仅仅是一个售假窝点。于是，邓志勇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继续跟踪调查。
“现在这些人非常谨慎，一般会把制假地、仓库和售假窝点分开，而且销售的窝点不会存太多货。如果我们没有查清楚仓库的具体地点就贸然报警，警方的抓捕行动很可能就会惊动控制仓库和制假的人，给其逃脱的机会。售假者最终也可能会因为售假金额不足5万元而罚款了事。”邓志勇介绍。
通过调查，邓志勇发现，这一售假团伙非常狡猾，并没有按照常规，就近设仓库，而是将之放在了离售假窝点十几公里之外的顺义城区，“这样他们来回拉货送货的时候，如果有车跟踪，十几公里的路，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此外，邓志勇发现，每次大批量出货的时候，制假售假团伙都会有反跟踪的措施，“他们一般会专门安排车辆远远地跟在拉货车后面，如果有可疑车辆跟踪，他们很快就能发现。”
李伟认为，有了平台方的参与，依靠其大数据分析，定位会更加准确，一般到了现场就能发现售假者的踪迹。
2015年年底，李伟发现了一起涉案金额在200万～300万元的售假线索之后，在阿里巴巴技术团队的帮助下，精准地确定了售假者的地址信息和活动范围，在广东省顺德市的一个小区。
但到顺德市实地定位时，李伟和同事们在定位的小区里蹲守了一周，却没有发现售假者的任何踪迹。
“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认为一定能查到他们，结果连人影都没见到。”提及这次失败的行动经历，李伟的语气中仍然流露出失望。
因此，李伟一行只能联系阿里巴巴重新进行数据分析。结合售假者一周内的物流数据，发现其活动地址和轨迹都变了，但还在顺德市。
带着新的地址信息，李伟和同事们再一次扑向顺德，最终在新地址顺利地发现了售假者的踪迹，“原来他们刚好在一周前搬了家，到了另外一个高档点的小区。”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摸清整个链条
“我们每调查一起案子，就要从源头切断一个制假售假链条。”孙亮说。
因此，在落实线索的过程中，他们要与制假售假者斗智斗勇，抽丝剥茧，从细微处发现端倪，摸清制假售假链条。
经过长期“战斗”，孙亮已经掌握了服装行业制假售假的规律。相比于其他行业，服装行业的制假售假利润微薄。比如一件普通女装的造假成本一般为69元，如果是制售分开，售假者要花费100元左右才能拿到假货，然后200～300元放在网上卖出去。
“如果再刨除售假环节的人工成本，利润率并不高。”孙亮坦言。
因此，服装行业整个制假售假过程一般是由一个人、一家人或者几个相熟的人控制。
制假环节采用小作坊式生产。制假者大多是在新产品上市后，立即购买样品，然后根据样品打板、制板，完成仿冒。商标和包装材料则从附近的小作坊定制。
比如高邮案中，最终警方根据孙亮提供的线索，在前述老者经常取货的制假窝点查获了整整一卡车的侵权商品，包括一批原料、商标和半成品。
但身处家电行业的李伟则要面临无法从源头打假的苦恼。
与服装行业不同的是，目前家电类产品的生产和售假已经实现了完全分离。比如在广东佛山、顺德等仿冒老板电器产品的“重灾区”，有一些家电制造企业专门生产不带任何标示的“白机”，然后售假者买进“白机”，在仓库完成贴商标、包装等工序，并上线销售。
“所以警方每次行动都只能查到仓库环节，即便是知道这些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也束手无策。因为生产厂家没有贴商标，因此也就不属于违法行为。”李伟对此深感无奈。
每起打假案要投入10万元
至此，品牌方的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而此时距离首次发现线索的时间，大多数情况下都已经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时间里，孙亮们还要小心翼翼地躲避制假售假者的打击报复。
“经常会收到一些威胁电话和短信，警告我们要小心。有时甚至半夜打电话威胁说，要卸掉我们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孙亮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在实地落实线索时，孙亮和同事们总是格外小心。每次出外勤，孙亮都不会开公司的车，而是要在当地租车，而且每次至少租3辆，三个人轮流遵守，避免一个人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点。
“他们对陌生人非常警惕。有一次我们有一辆车在盯梢时，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差点被发现。”孙良对那次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而李伟出差则从不在落实线索的城市过夜，“办完事就走，然后在附近的大城市住宿。”
这些都会给品牌方的打假行动增加成本。
“所有的人工费用，加上支付给数据公司的费用和警方的办案经费，整个案件跟下来，经济上的投入基本上要超过10万元。”孙亮向本刊记者透露。
李伟也告诉本刊记者，老板电器每年在品牌维护方面要花费300万元，基本上也是每起案子花费10万元左右。
但让品牌方欣慰的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打假成效显著，侵权假冒行为明显减少。
2015年和2016年，老板电器加强了与平台方阿里巴巴的合作，联手加大线上的打假力度。
“进入2017年之后，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平台上销售假冒老板电器产品的店铺少了很多。”李伟说。
而邓志勇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时，安踏协助警方打击侵权假冒案件300起；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80起，降幅超过73%。
邓志勇还透露称，2013年以前，安踏每年在打击侵权假冒方面的投入是250万元，2013年之后就下降到了每年150万元，“各方打击力度大了之后，案件少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在邓志勇看来，打假活动能取得良好效果，最重要的是2011年以来，公安部加大打假力度，持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亮剑”行动。
“各地的售假者也有一个小圈子，一个人被抓走，其他人很快就知道了，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邓志勇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伟、孙亮、邓志勇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