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逃离大都会，不独属于中国的苦恼
竣工于1931年的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人口向大城市过分集中的一个迟来的见证，在其兴建的时代，成批的“逃离纽约”者带着建设这座大都会的经验，奔赴美国西海岸等地兴建一系列新城。最近，一篇名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的文章，又在网上带火了一波“逃离北上广”的节奏。甚至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骐的关注。
面对压力与机会并存的“北上广”，是走还是留？这是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纠结所在，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成长的烦恼”。
然而，如果翻开世界城市发展史，比照英美等国的城市化进程，你会发现“逃离北上广”这句口号的流行，体现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而又至为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而国内眼下大多数指路的意见，其实都没摸准问题的脉门。
本报记者 王昱
“逆城市化”没到时候
眼下，对于中国“逃离北上广”思潮的解读，最流行的说法莫过于：中国已经开始“逆城市化”。
所谓“逆城市化”，指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逆城市化”潮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的美国，当时，有钱的中产阶级纷纷搬离拥挤的城市，住到城郊的别墅中去享受，只在上班或购物时才涌回城市。
但仔细比较，不难发现“逃离北上广”与这种逆城市化的不同：首先，美国逆城市化的进程是由社会的最上层发起的，他们“逃离城市”的最大动机是花同等的钱在郊区享受更好的生活。而中国的“逃离北上广”则不然，有此“怨念”的大多是二三十岁、还处在奋斗期的小白领，如《我为什么选择离开》一文所述，他们“逃离”的理由只是为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结婚买不起房，孩子上不了学。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为了享受而离开”有着天壤之别。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美国当年的“逆城市化”人群在离开城市后，其实并没有割离与原城市的联系，他们只是在卫星城或城郊居住，上班和创业依然驱车前往原城市。反观如今中国“逃离北上广”的青年们，却是一副“断舍离”的态度。早在2013年，《潇湘晨报》就曾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在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仅有1.43%的人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与藕断丝连的美国精英“逃离者”相比，更需要大城市机会的中国年轻人却走得如此决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种种迹象表明，如今中国的“逃离北上广”与欧美国家仍方兴未艾的逆城市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与中国当下类似的情况呢？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相似故事的不同结局
我们迁往大城市的历史，远比一般人想象的久远得多。
早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城市化热潮。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人口之众多，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千年以后才有来者。由于罗马只统计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所以罗马城到底有多少人口从没有确切的数字。现代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在公园二世纪，罗马城人口至少有120万之巨。
然而，这座辉煌的巨型城市，却是一个“过度城市化”病的患者。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这座城市因过度膨胀开始出现各种弊病，城内拥挤不堪，瘟疫横行；罗马皇帝奥勒良当政时代，仅仅一场大瘟疫，就让该城的人口降到50万。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为了逃避这座巨型城市所带来的瘟疫和混乱，人们开始纷纷“逃离罗马”，平民们到乡间开垦农田，贵族们则修建城堡，发展自给自足的庄园主经济。西罗马灭亡后，五世纪末的罗马大概只有五万居民，到了公元550年，罗马城内只剩下了2.5万人还在生活。
在罗马衰亡后，欧洲有近千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人口上百万的大型城市。1700年，英国伦敦号称欧洲最大的城市，但其常住人口也不过60万人。然而，紧随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工厂的开办，大量人口开始向有限的几个大城市聚集。1800年，伦敦人口已经达到110万，接近罗马城全盛时期的人口，随后一路狂奔，至1900年达到了650万人。城市化的狂潮也在同时代席卷其他西方国家。以纽约中心区曼哈顿为例，1790年曼哈顿仅3.3万人，到1910年达到233万人。
然而，当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时，曾经困扰罗马的梦魇似乎再次降临。尤其是对于那些奋斗在底层的平民来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死亡率上升，更是大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噩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有感触地描绘那时的城市：“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于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受够了的人们开始出现了一波“逃离纽约”“逃离伦敦”的热潮，英美各大城市的人口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减缓甚至下降。英国伦敦从1900年的650万人降到了1920年的600万。而曼哈顿人口则从峰值的233万一路下滑，到1980年已减少到142万，到2010年，曼哈顿人口恢复到158.6万人，仍然比巅峰时期人口少了70多万。
看上去，伦敦和曼哈顿似乎要重演罗马当年的悲剧，但历史没有重演。与中心城市人口减少背道而驰的，是同时代英美的城市化率却在直线上升。那些从中心城市出走的人，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城市。比如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飞机城西雅图，都是那个年代从纽约等东海岸大城市出走的各种专业人士创建的。在这些新兴城市的助推下，英美迈过了城市化率50%的门槛，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工业带。时至今日，英美依然是世界“大城市病”解决得最好的国家，纽约和伦敦中心区域的人口都未超过千万。
让“逃离”变为“播种”
同样是因为不堪拥挤而要“逃离大城市”，古罗马城上演的是一出城市过度膨胀后猝然崩溃的悲剧。近代英美大城市流散而出的人口，却如同种子，播撒在各地后生根发芽，成长为新的城市。两个相似的故事为何有不同的结局呢？
问题关键在于两者制度设计的不同。
在罗马早期，其实也曾有过在各地“播种”新城市的良性循环。然而，这种循环在其由共和国向帝制转换时被突然打断了——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帝国统治者们开始给罗马城内的公民各种优惠政策，居住在罗马城的人可以享受到比别处好得多的娱乐、医疗等福利，甚至是“免费的面包”。在共和国末期，居住在罗马城的贫民们可以半价买到粮食，到了公元一世纪，皇帝干脆免费向贫民供应必需的食品。在罗马城的全盛期，至少有30万人靠免费食物过活，这些底层平民们明知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将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挣扎，却不愿意放弃身为罗马市民免费领取食品的特权，当大批民众被这种“城市特权”锁定时，偶有几位出走者也无法独立创造新城市。相反，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罗马城的定向聚集，吸干了帝国境内其他城市的活力。最终，罗马城也因不堪重负而轰然崩溃。
与罗马的故事相反，近代英美不存在罗马式的“特权城市”，大城市中上至精英阶层下至底层蓝领，当感到城市拥挤和竞争激烈时，可以毫无牵挂地远走他乡，去环境更为宽松、资源更为廉价的新城市寻找机会。而由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构成的近代交通网，也为这种城市的“播种”提供了便利，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道理再明显不过了，如果对资源的分配能相对平均，人们就不会有对大城市“逃还是不逃”的苦恼了。
即便在现代，世界上很多城市依然患着“罗马病”：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甚至法国巴黎，这些城市都以聚集了过量的人口而闻名。为什么人们宁愿忍受这些城市的高房价、污染严重、拥堵等诸多困扰，嘴里成天喊着逃离，却终究无法离开？无非是因为这些城市或因政策的偏重，或因基础设施条件使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特权城市”，若从其中逃离，就很难再享受那些“特权”和机会，这才让想要逃离的人如此纠结。
在明晰了世界大势后，反观自身，我们更能理解“逃离北上广”这句话的真正意味——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交通、能源等硬件方面，北上广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一说到教育、医疗等“软件”，大都依然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如果再加上户口等管理制度，这些“软件”就几乎封住了那些已获得大城市居住权的人向中小城镇流动的意愿。这就导致了漂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只能单个“逃离”，却无法集体出走，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被锁死在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市之中。
眼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如当年的英美一样超过了50%，在这个临界点上，出现“逃离北上广”式的思潮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正确引导和利用这些“出逃者”。但愿我们能通过深化改革，让各地资源的分配平均化，让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从“逃难者”变为“播种者”，在新的城市播种自己的希望，也播种属于他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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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子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