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衰落》
[美]魏斐德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编者按：今年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诞辰80周年，他的“教科书”《中华帝国的衰落》适时推出了新版。老版是由黄山书社7年前出的，翻译很糟糕。估计是因为受到猛烈吐槽，所以版权到期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找了人来重译。新译本的可读性明显比老版好，但还是有不少知识点上的错误。比如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使用的武器是“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步枪和后膛式火炮”，显然对军事史陌生而又没有好好查资料，因为名为“阿姆斯特朗”的只有炮，没有枪，所以应该是“最新式的来复枪和阿姆斯特朗后膛式火炮”(老版漏译了“阿姆斯特朗”，倒是鬼使神差地反而在意思上没出错)。不过总的来说，新译本读下来比较流畅，本文就不再更多“勘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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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政治变迁，是魏斐德的特长，《洪业》即是经典。《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间的叙史部分比较浅易，基本上只是寻常中国近代简史教科书，但前面三章半的绪论部分视角很独特，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掘的观点，最后一章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也与国内常见路数迥异，从皇权与地方士绅社会互动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剖析。
关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历史，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基本都是线性-历时性框架下的考察，所谓悠悠五千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元明清，历史以王朝更迭为主体，革命史学则为之加上了农民起义作为颠覆力量，但“王朝兴衰史”的基本框架却少有变化。后来又有所谓“超稳定结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解析中国历史，但其“总问题”依然是中国历史为什么数千年间“只是”封建王朝的循环，以致最后成为“停滞的帝国”，立足点依然不脱王朝中心观。
正如朱维铮先生所批评的：“假如追寻中国文明的源头，眼睛只盯住古华夏族的那些聚落，或者考察中国文化的传统，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汉族的或汉化的大小王朝的腹心区域，那就无异于忽略了中国历史的更重要的特色，即同时性的相对性。”(《走出中世纪二集》)
换句话说，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哪怕是在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雍乾年间，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不仅始终存在，甚而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内部动力之一。这种内部长期的、从不曾间断的斗争与妥协，在晚清与外来文明的强大冲击波叠加，才终于酿成了辛亥革命。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指出：
“早期民族主义与独立的观念并未总是把‘中国’当成它们的中心……20世纪头几年，忠于湖南之心，作为组织反清革命的基础，其实比软弱无力的泛中国观念，更为有效。今人习惯于从晚清民初中央主导改革的角度思考中国境内的‘自治’，但我们发现湖南提供了另一种‘自治’版本，那是由下而上的建造，且把省自治视为起点的自治。”
裴氏此说当然并不限于湖南，我们完全可以像他论述湖南人那样，谈谈“广东人与现代中国”、“江浙人与现代中国”、“四川人与现代中国”。或者像魏斐德所做的——可能是更准确的——关注“南方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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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在《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开宗明义，在第一章就确立了中国北方与南方之地理环境差异，所造成的整个帝国统治机制的特殊结构。虽然此后全书的叙史依然大致按照习惯的中国近代史脉络来进行，但南北斗争作为一条隐线，始终在那些最关键的点周围出没。有时候，魏斐德更偏向于用中央/地方这一对术语，但从其所举之例来说，他心目中的“地方”始终是以南方为典型，而北方(主要指中原/华北)的“地方”则由于身处皇权-中央的强力作用范围内，缺乏南方那种强烈的“地方特色”，虽然关于南方地方的考察有一部分当然也适用于北方地方。因此在这本书里，中央/地方这对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与北方/南方以及皇权/下层士绅这两对术语交替使用。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筑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11世纪时，因为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三次。到14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中华帝国的衰落》P9-10)
帝国及其皇帝-官僚统治阶层(一般居于更早一统王朝化的北方)需要南方的粮食(包括盐、糖等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丝、棉等各种经济作物及其制成品，以及税收，来维系自身的存续。此时，大一统由一种(汉代起官方儒学因帝国扩张的内在需要而极力倡导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转化为实际的(以及根本性的)需求。“宋明理学”即其全新的意识形态表征，通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南方的宗族制被更彻底地与中央-北方的皇权-官僚制焊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系统。
这一过程事实上从唐代中后期就日益明显，韩愈的“道统论”即其表征，因为唐代后期的经济由于安史之乱而趋于封闭，与中亚及东亚的经贸往来(唐代早期曾盛极一时)大大减少，而越来越依赖于南方的供给。至宋代，这一过程趋于完成，因为宋代自始就从东北、北、西北三个方向受到各游牧民族政权的严重威胁，使得它的北方从来没有拥有过唐代那样开放的经济环境;它的生活资料比唐代更依赖江南，而它的外贸也由传统的西北丝路贸易转为东南海上贸易，支持其经济繁荣的贸易顺差大部分由南方口岸如杭州、泉州、福州、广州等带来。直到明代中后期大规模海禁之前，大约500年间，北方的王朝(南渡后的南宋在这方面依然延续了北宋的基本“国策”)始终致力于如何在行政与意识形态上使“偏远”的南方“紧密地团结在中央周围”。
来自南方的士大夫朱熹，在以帝国官员的身份参与中央政治运作的过程中，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开发儒家基本概念新阐释的突出能力，“打造”出一套思想体系，将宗族制的基本理念成功地嫁接入帝国及皇权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中，熔铸成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整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明理学长达500年中尽管在民间备受质疑，却始终坚不可摧地屹立在帝国之巅，成为每一代王朝(包括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的元和清)都高举力倡的官方意识形态，其秘密端在于此。中古时代北方皇权对大一统帝国无以复加的强调(详见饶宗颐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不只是一种“传统”，也不只是要满足统治者扩张的权力欲，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经济上对南方无可逃避的依赖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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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明末清初，随着一个最初看似微不足道的新因素的介入，整个帝国的经济、政治结构隐隐地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从后见之明看，很可能是根本性的，为19世纪中叶以后翻天覆地的巨变埋下了导火索。
“16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薯和花生——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万。”(P14)
引进的作物在北方干旱地区的成功栽种，使得因数千年反复耕种而贫瘠化的北方土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生”。这一变化，如何改变了北方与南方在政治安排上的平衡，使得双方依赖性下降，而进一步引起意识形态的巨变，北方皇权失去节制而南方离心倾向加剧，最终成为革命思想与行动之渊薮，此一过程值得深究。
初步来说，栽种美洲作物成功的效验之一，便是北方一定程度上再次能够做到粮食自足，所造成的“良性循环”还包括多出来的可耕种土地能够被更多地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从而这方面的自给能力也同时得到提高。清代中前期的繁荣(包括所谓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此。
以魏斐德书中没有特别提及的棉花为例。宋以前，棉花种植仅限于两广福建，元代扩散至长江中下游，基本可以看作一种南方经济作物。而在北方，零星的棉花当时尚被视作观赏花卉。北方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要到明嘉靖、万历两朝，正是魏斐德所说的“16世纪”，也就是美洲玉米、红薯、土豆、花生引进之后。所谓“温饱”，吃饭问题缓和了，保温问题的重要性就相对上升。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年间，棉布彻底替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无论南北贵贱最重要的衣料。
北方种棉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用于自给，还逐渐成为市场交易盈利的大宗商品。通过大运河将北方棉花南运，向极度发达的江南棉纺业供应紧俏的原料，就是一桩获利甚丰的买卖。不仅如此，棉花后来甚至还成为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这恐怕是人们想不到的。
众所周知，乾嘉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被限定在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形成了所谓“广州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一样我们最熟悉的东西：茶。在18世纪的英国，茶成为全民饮料，需求量急剧增长，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返航的货船，载货量因此增加了7倍。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大宗货物可以直接卖到中国，以平衡贸易，唯一的办法是发起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2700万磅印度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的纺织厂，所获利润都被东印度公司用以购买销往英国的茶叶。”但是18世纪70年代后期，北方棉花产量激增：
“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通过海运南下，将自己的棉花运往广州，所以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开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结果，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且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P126)
就这样，帝国北方农业的复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机制上的转换，最后却吊诡地在南方，对一种危及整个帝国的毒品的大量输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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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对南方的生存依赖性500年来首次明显下降，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即维护双方利益平衡的精致的意识形态调节系统受到破坏。北方皇权由精心维护的对南方士绅宗族社会的依赖与控制，一转而为凭借专制权力的无节制掠夺与压制，更加肆无忌惮地剿杀南方士绅阶层相对自由的政治-伦理理念，企图将南方彻底同化于严密的皇权专制体系中，雍乾年间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即其表征。
至此，朱熹理学缜密微妙的调节机制，让位于“亲君唯上”的粗糙诠释，从而因内涵的空洞化而名存实亡，仅靠科举八股的惯性作用而苟延残喘。明末王学(大本营在江南)、清代汉学(大本营在江南)与经今文学(大本营在广东)的前后勃兴，正是以朱熹理学被统治阶层空壳化为背景。
这一隐蔽但是内在的颠覆倾向，与西方冲击的极大影响汇合，终于导致南方大规模反弹。湘粤沪等成为维新与革命的发源地，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毛泽东，激进派人士大多出身南方，便是必然。而在比如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甚至连皇权体制内部，也再现了这种南北之间越来越大的裂隙与交锋：
“她(慈禧)的支持者——包括倭仁、徐桐、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龢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P216)
在帝、后两党白热化的争斗中，当事人未必清晰意识到自己某种程度上的南北代言人角色，但局外人，特别是深通地缘政治的洋人，却早于半个多世纪前，就对此有了准确的认知，并试图加以利用。在鸦片战争中，
“他(璞鼎查爵士)的计划是……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P138)
正是遵循这一计划，英军才再度攻陷舟山、占领宁波，并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从而逼使清廷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60年后，这种分割南北的地缘战略，在庚子年义和团之乱中，以南方各省督抚们极其明智，而对帝国和北方皇权来说却无比尴尬的“东南互保”，完成了它在王朝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形式。接下去，无论谁在这个国家当权，清廷也好，袁世凯也好，北洋政府也好，甚至1935年之前的国民政府，都只能疲于应付一波又一波来自南方的革命浪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