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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新平（教师）
当地时间3月20日，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组委会在今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本年度的“多元文化”奖(Diversity Prize)授予中国作家薛忆沩，表彰他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集《Shenzheners》对当地文化生态做出的贡献，这是蒙特利尔最大的文学节创办20年来第一次向中国作家颁奖。目前，荣誉加身的薛忆沩又带着他的新版《遗弃》而来，这部充满思辨力度、先锋姿态以及边缘意识的小说再次将人们带入一种“自我遗弃”的孤独感中，重现的《遗弃》不可“弃”，对生活的疑问也不会停止。正如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在2012年的“年度十大好书”颁奖仪式上称《遗弃》是“过去的经典、现在的经典、未来的经典”。它的重现又一次见证了这种“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一年对年轻人图林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他从公务员岗位上辞职，成为凯恩斯意义上的“自愿失业者”；那一年，令他感觉隔膜的外公死了，令他感觉荒诞的处长死了，令他感觉迷惑的弟弟也死了；那一年，他在异地的女友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而从来与他关系疏远的父亲被“组织”抛弃……这一切让这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年轻人决定从“混乱”的世界上“消失”。行动之前，他将自己那一年生活和思想的记录交给他的朋友。两年之后，他的朋友违背他的意愿将这份“关于生活的证词”发表出来。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传奇”的《遗弃》。
生活在传统价值濒临瓦解的时代，图林不可能成为那种因思想而受难的英雄，也不可能成为加缪笔下那种终极意义上的局外人。他像是一个身处无边囚笼的囚犯，没有可以挣脱的锁链，也没有可以冲破的高墙，更没有可以宣示的受虐证据。他只是一个在混乱世界里痛苦挣扎的平凡人。面对巨变前夕的中国社会，他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种种困惑付之笔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挽救人的危机”，这是他思考世界的出发点和制高点。
他的反抗就是写作。这使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里罕见的“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极度敏感的年轻人，图林在沉思和行动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篇篇风格现代的出色作品和一个个思想深邃的叙述片段。“自愿失业者”貌似混乱的日常生活其实和“业余哲学家”的思辨与写作有着内在的一致。《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送葬》、《人狗》、《人事处老P》、《父亲》……这些作品呼应着艺术家在生活中对父权的反抗。
图林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在混乱的表象下充斥着冷漠的秩序。他的写作就是要呈现混乱与秩序之间的这种荒诞关系。佩索阿在一篇题为《革自己的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怀世界的邪恶和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图林的写作就是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同时，它也是一个人的救赎和一个人的凯旋。“青年艺术家”通过写作发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与对“权力”的思考相比，图林对战争与死亡的思考就更具备普世性。“死后的殊荣再现历史的荒诞。它是对生命最大的讽刺”……“一代接着一代，人们以死亡来雕琢历史”……这些关于死亡的思考让《遗弃》带上了强烈的哲学气息。“战争”进一步深化了图林的死亡意识：“想家的士兵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他比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更容易失去‘回家’的机会”或者“战争本身是否正义与士兵没有关系。对他来说，他能活下来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让他死去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如果士兵是学生的话，死亡就是他唯一的功课”……这些颠覆性的思想在图林篇幅很小却容量很大的战争（或者说反战）小说《老兵》里有集中的体现。对战争的反思无疑是《遗弃》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重要特征。
《遗弃》真实地呈现了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青年艺术家”的生命体验。他关注他的国家，同时他也关注人类无法回避和无法解决的终极困惑。对永恒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使他不仅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也对自我有彻底的怀疑。他“遗弃”了群体，也“遗弃”了自己。他的孤独是彻底的孤独，是与存在状态同一的孤独。正是这种普世的孤独让许多与图林性格相异、处境不同的读者能够从《遗弃》的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对生活的疑问和焦虑。
二十四岁写下《遗弃》的薛忆沩本身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青年艺术家”，而在四十八岁重写《遗弃》的他仍然是坚守着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虔诚的写作者”。这种作者与作品之间的高度一致在后现代的文学界是明显的例外。后现代是“作者死了”的时代，作品的生命周期也只能用“昙花一现”来度量。而《遗弃》却在不断地“重现”。这已经长达近三十年的“重现”是值得中国文学界深思的现象。
责任编辑：韩旭阳 SN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