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京报社论 | “刀刺辱母者案”：突破社会底线的恶行，司法岂能忍
人性，人伦，人命。
文/邓学平
日前，事发聊城冠县的儿子刀刺辱母者案，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对伤人者于欢的判决，也在网上引发几乎一边倒的舆论风暴。关于于欢刺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广受热议。
（事件主要节点）于欢的一审辩护律师分别提出了正当防卫及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涉事法院则认为“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然而，结合判决书中的相关证据分析，会发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偏差。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确实向涉黑的吴学占借了100万，但苏银霞证明其已陆续归还了152.5万元。两人口头约定的“月息10%”既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也超出了年息24%的标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根本不受法律保护。
更何况，根据债务的相对性，吴学占以外的任何人根本无权向苏银霞讨债。纠集11人到后者公司讨债，并限制欠债人自由，从一开始就完全违法。根据最高法《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对此类行为应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更恶劣的是，在上门“讨债”过程中，杜志浩等人对于欢母子极尽侮辱之能事，法院却仅以“有侮辱言行”轻描淡写带过。从媒体报道看，杜志浩等人存在当面猥亵、播放黄色录像、长时间无底线辱骂等行为。凡此种种挑战人伦底线的恶行，都是毫不掩饰地当众实施的。这已达到了我国《刑法》中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人的生存条件不仅包括肉体生命的存续，还包括底线人格尊严的保留。践踏人格底线，当着自己面羞辱母亲，直接威胁到了人的基本尊严感受，很少有人能够容忍。在这个过程中，要求于欢无动于衷、默默忍受，不具有任何可能性预期。
有关民警到场后撂下一句“要账可以，不要动手打人”的话旋即离开，加剧而非减轻了于欢的绝望和恐惧。这种不作为，是他选择私力救济的直接动因。对此案中涉嫌失职的民警，该追责的应追责。
（图源：南方周末）在该案中，于欢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仍需更多案情细节披露。但可以肯定，杜志浩等没有使用工具，并不代表就没有暴力行凶，正当防卫就失去了前提条件。不能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缩小正当防卫的范围，认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生命受到紧迫威胁才能防卫。
仅从网络上的反响来看，有关判决与多数民意并不同调。尽管司法并非总要跟在民意的背后，看民意“脸色”行事，甚至司法有时还需要矫正盲从的“民意”，但如果一份判决在“良善”、“公正”等基本维度上与多数民意相悖离，那相关办案单位和人员有必要进行反省。
捍卫公平正义，公检法都有责在身。办案者也只有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经得起法治考验、时间检验。而该案引发舆情一边倒，说明公众从中感受出来的公平正义分量，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仍有不短的距离。
就此案而言，判决时如能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神痛苦，那判决被更多人认同，又何尝是难事？如今于欢已提出上诉，期待山东高院的判决能传递人伦情理的温度。
责任编辑：吴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