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么做母亲

　　　　又是一年母亲节。母亲在孩子成人前被视为最好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庭教育类图书开始关注母亲教育、母子关系培养。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做母亲?且听听家教专家的观点。
生而不教引发“母亲危机”
　　1999年初,《发现母亲》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关于“母亲危机”的讨论。
　　作者王东华提出“母亲危机”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他用生命所感悟到的。因父母投身事业无暇教养子女,直到10岁,王东华才告别乡下的外祖父母,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此时他已有了两个弟弟。跟两个弟弟相比,他永远有一种外来人的感觉,妈妈实际上成为一个“亲生后妈”。在家里,无论有理无理,父母皆首先骂他,他曾经不服,但父亲以无情的铁拳专政,终于将他打服。从此他时刻准备着逃出这个家庭。他能够在17岁考上大学,能够在后来又考入上海交大读双学位,完全是凭着一种早日离开父母的强烈冲动。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他与父母的隔阂其实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亲子“寄养问题”,他原谅了自己的父母。但是,无论怎么谅解宽容,双方都永远不可能有那种水乳交融的父子、母子之情了。尽管他和父母做了最大的努力,到头却是只有彬彬有礼,双方都只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礼貌往来。
　　1987年,武汉小学生夏斐被亲生母亲打死,这个消息使正在热读日本学者木村久一著作《早期教育与天才》的王东华第一次跳出了个人悲剧,开始审视“母亲危机”问题,他开始搜集许多“寄养问题”的个案,搜集大量的母子相怨相害的个案,很快成为这方面的心理咨询专家。
　　王东华在书中将亲生母亲戕害孩子心灵的现象称为“亲生后母现象”,母亲从主观方面、从内心非常爱孩子,但由于观念陈旧,方法错误,好心办了坏事,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在王东华看来,这种现象正反映了当下母亲教育的缺失。母亲把养育孩子的责任推出去,这种教养方式的弊端不会立即呈现,但会在日后成为影响孩子生命质量的一个病灶,同时也给整个家庭甚至社会带来很多麻烦。
学校教育不能替代母亲教育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而母亲则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但现在的母亲过于在意家庭之外的社会角色,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忽视了做母亲这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责,将教育子女的大权拱手让给了幼儿园、学校。王东华指出,这是把母亲同老师的重要性颠倒了,自然也就把家庭同学校的重要性颠倒了,母亲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学校教育永远也替代不了。
　　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是教育专家尹建莉的一部教子手记,书中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家庭教育原则,使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章可循。尹建莉也认为,很久以来,人们对学校教育寄予的期望太高太多,而家庭教育的功能及重要性却被严重低估。“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它让人看到学校教育的有限性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看到“教育”不在宏大的口号里,而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儿童最重要的老师首先是父母——这样的观念其实并不新鲜,只是以前很少有人这样勇敢而明确地说出来。
　　尹建莉在书中透露,在女儿的成长阶段,她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让女儿初中时上了三年寄宿学校,那三年是尹建莉在教育上感觉最力不从心且女儿状态最不佳的三年。
　　寄宿制造成的情感疏离,不仅仅发生在孩子心里,也发生在父母心里。缺少相处的时间,彼此间的情感联结就会比较稀疏,爱的浓度和质量就不会高。许多父母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孩子,不能很好地与孩子沟通,这与他们在孩子小时候和孩子相处机会少,建立的感情联结比较稀疏有关。
　　孩子首先要获得温饱、安全感、爱和亲情等这些自然需求,然后才能发展出更高一级的自律、合作、利他等意识和能力。家庭的温暖,尤其母爱,是一个儿童成长必不可少的心理营养品。
　　在尹建莉看来,寄宿制的唯一好处是解脱父母,不必承担每天照顾孩子的辛劳。从幼儿园全托、寄宿制学校,到现在流行的“小留学生现象”,成人总是一再地无视儿童的自然需求,不断把某种基于社会需求的设计强加到孩子头上,面对儿童时,更多的是商业的或某种利益的计算,而不去顾及儿童作为一个“人”的最自然的需求,在孩子幼年时期就急于去发展他的社会属性,拔苗助长,早早减少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其原始的自然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社会属性也难以正常成长、无法正常表达。
现代母亲要有做母亲的智慧
　　不同母亲的道德修养、教育方法、心理素质造就了不同的孩子。德国教育学家福禄培尔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王东华提出,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于如今母亲的这一社会功能退化了,而让母亲成为教育家,不过是恢复她们的这种社会功能而已。
　　尽管如此,王东华并不提倡女性做“全职妈妈”,因为如果女性完全封闭于家庭,与社会隔绝,每天紧盯着孩子,也会带来教育问题。对于那些走出家庭的女性来说,他提倡“走出家庭,回归母性”,母亲走上社会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而不是不管孩子、没时间理孩子。母亲不仅要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前途,还要发展做母亲的智慧。
　　面对当今社会丰富多样的教育方法与教育资源,很多只具备传统教育理念的母亲显得无所适从。学前教育领域的从业者雪松认识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几乎整个周末都消磨在一所课外辅导学校里,女孩的妈妈陪着她无所不学。据女孩的妈妈讲,她的孩子喜欢这种生活,这是她的自愿选择。这让雪松感到震惊:爱玩才是一个孩子的天性,自愿将自己束缚在课堂上的孩子已经出现“受虐”的倾向了。她在新书《当我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中说,“我不苛求体制和环境,却苛求和自己一样做母亲的女性能够真正地思考,能够独立地判断。”“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该如何做母亲”“如何理解人的成长”,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人母者才不会那么悲观和绝望,才能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的存在不能是形同虚设,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母亲的责任重大。这重大不是如何挣钱买学区房、如何上各种培训机构,而是如何将自己变成孩子的学习资源、如何发现他、如何帮他配置合适的资源。雪松认为,新时代的母亲应该具备独立而理性的判断能力——判断社会提供的一切便利是不是真正对一个家庭的未来,特别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具备实实在在的价值。很多便利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隐藏着功利的陷阱,“一不小心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跳下去,更可悲的是我们强行将孩子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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