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为事故中不幸遇难的普通农民工何刚举办追思会。这一轰动性事件除了国家级博物院和普通农民工之间的落差之外，实际上不完全是受捐者对捐赠者的缅怀，还有多层面的意味值得人们思考。
众所周知，很长时间以来，文物在人们一般的意识视野里基本上不属于应该捐赠的物件儿：文物（文玩）是市场上买卖的热门“商品”，更不用说盗墓、私自挖掘现象屡发。
何刚先生没有以此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如此，其自觉、无怨无悔的捐赠行为无疑更让人感动，更让人感怀。
应该向何刚先生，以及像何刚一样的捐赠者致敬。但是在致敬之外，我们更需要将视线从“追思会”转向广阔的领域：仅就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方面而言，更需要观念意识、规制原则等多方面的建构和完善。
时下，“灰色”的买卖和持有似乎才是常态，人们以“收藏”的名义在市场间行走。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样的行为、现象当然起到了文物保护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从时序发展的立场来看，无论是时间长河中代际相传的文物“挚爱”和资金保证，还是技术层面的专业支持，个人（私人）实质上很难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守护作用。这也是在那些文物保护成效显著的国家里，为什么众多的收藏者（个人）将文物捐赠给公共博物馆——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大学的原因。显然，这方面的观念意识，仍然有待建构和完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物可以买卖，但其价值只能在公共社会中才能得到体现。
再从系统、制度方面来审视。中国现有法律虽然对文物的发现、归属有明文规定，但在具体实施中刚性不足，而且相关的职能部门缺乏主动性，这也是灰色文物（文玩）市场兴盛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对于上交文物者相应的奖励缺乏明确标准，这样势必不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故宫博物院对何刚的“特别关爱”固然有带动示范意义，但这并不是制度行为。
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尚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以那些文物保护工作良好的国家经验策略来看，采取在财务上的倾斜政策就很值得借鉴。具体而言，撇开荣誉等精神层面的弘扬鼓励，像个人、企业税务的减免等就是很好的文化观念构建——不仅是具体的措施支持。如果相应的措施是配套和相对完善的，不仅可以激励个人的文物保护行为（不仅是捐赠），促成文物保护文化的发展，同时还能带动企业出资或者介入文物保护公益事业，甚至是携手、建构推进文物保护系统，从而让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进入公共博物馆，而不是让某些个人出于声名、财富目的去经营的那些个“短命”博物馆。
总之，文化观念上的共识、制度领域的建立完善才是文物保护、传承的系统保障。在追思何刚先生卓越价值品质行为的捐赠行为之时，我们需要奋力推进的是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希望搅动人们情感的“追思”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