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作文批评剽窃行为，其中用语有“对学界流氓无赖姑息不得”云云。文章举了某教授的例子，根据是，法院已判教授侵犯别人著作权。但是两年后，上级法院以教授“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撤销了原判。教授于是状告朋友，控告他侵犯名誉权。
朋友在一次会上写了个《呼吁书》，要求与会文友签名。很多人签了。我思考了一下，婉拒了。我毕竟没有对该案深入调查。我或许可以就我了解的情况写个文章，但不签《呼吁书》。
这并非我怕事，而是对朋友和法律的信任，也是对自己负责。朋友文章用语激愤了一点儿，但事出有因，况且他针对的是一种违法现象。他跟教授无冤无仇，干吗“侵犯”人家名誉权呢？教授似乎应多多反思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状告根据法院判决写了评论文章的人。教授即使不是“适格被告”，或许与那案子有扯不断的干系，不然干吗把他牵进来？而谁是该案的“适格被告”，朋友指的就是谁。
我给朋友说，人家既然动用法律，你别跟他废话，更别找人“呼吁”了，也可以再写文章申辩，更重要的是，用法律啊。你既在理，法庭上见嘛。你这个《呼吁书》，就是你在庭上的辩词，而庭外兴师动众的“呼吁”，则是对法官依法判案的干扰。如果法官枉判你输，你就上诉，再输，你比秋菊聪明明理，还打官司，一回两回，“不信东风唤不回”！这算“正途”。
而召集众友签名呼吁，试图对法院施压，本人觉得，此非“正途”。
我想起了多年前劳动模范杨怀远诉作家张士敏侵犯名誉权案。张士敏动员上海作协100多位会员以“作家”身份写《呼吁书》，企图改变法庭判决，被理智的老作家柯灵狠批了一顿。咱们惯于“呼吁”。“吁地呼天，望伫哀救”，原是无法无天时代弱者受欺哭诉无门，可怜巴巴去寻求援助的。但我觉得所谓“呼吁”，即使有理，也几乎是没用的——因为如果连法律都无用，“呼吁”又有何用？
在法治昌明时代，咱们还“呼吁”个啥？如果这种“呼吁”真有用，则说明如今的法律，其软如泥。
不是吗？当法律屈从于错方的“呼吁”，法院判决之时，可以“错而不改”；同样，当法律只借重于正方的“呼吁”而维护判决，请问法院本身是干啥的？
即是说，如果“呼吁”有用，其力度大到足以影响甚至颠覆法官的立场，使法官随“呼吁”之声而三推六问，借“呼吁”之调而定夺案子，则这法律，便成为儿戏，真的毫无用处了——非但无用，而且有害。
质言之：如果法律是公正的，则无论多么热血的“呼吁”，全无用武之地；如果法律是不公的，一纸轻飘飘的“呼吁”，也难纠其偏——从这两端均可以看出，“呼吁”没用。
法律是神圣的。法官判案的准则和根据，只能是法律和事实，而不在乎什么“呼吁”。作为一个曾经的法制记者、法制宣传者，我且选择相信法律。如果社会上充斥着对法官判案的“呼吁”，无异于说明，这个社会的法律危险了。
我因此建议朋友，撤回《呼吁书》，即以公民身份，打一场纯粹的官司，在庭上力辩，在庭外静观，在法律正道上直行。
好消息果然传来——朋友胜诉。当然，这不是“呼吁”的结果。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