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
布鲁塞尔博物馆里，珍藏着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画面上的马拉在浴缸中死去，仿佛一位殉难的圣徒。然而也有人批评，这幅画是“洗脑与欺诈”。在画家波德里笔下，真正像圣徒的却是刺杀了马拉并等着被逮捕的女杀手科黛。历史在这里有如罗生门。马拉的另一面，显得如此朦胧诡谲。
弃医从法写下《新刑法草案》
人们或许不知道，让·保尔·马拉首先是一位医生。他出生于瑞士，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图卢兹、波尔多和巴黎等地攻读医学。1776年，他凭借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那个时代，这位医生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和激励，不断地探求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用自己的收入建起一个实验室，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可惜的是，这些论文并没有得到巴黎科学院的认可。作为医生，马拉也以在慢性淋病和眼病方面的研究而著名，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医学论文。
不过，总体而言，马拉的科学与医学之路走得并不顺利。这个时期，目睹了宫廷奢靡和残暴的马拉，越来越反感君主专制。他开始研究社会、政治和法律。1774年5月，他在英国匿名出版了一本剖析君主政治权力性质并猛烈抨击其危害的小册子《奴隶制的锁链》。在这本小册子中，马拉对各类政府及其治理手段进行了历史分析，并且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返回巴黎后，马拉开始深入地关注法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他先后写出了《新刑法草案》《刑事立法计划》，这两部在时人看来极具颠覆性的作品，不但批评社会等级制度，还呼吁国家应当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马拉通过整理刑法，控诉肉体罚的残暴、财产罚的专断。这些著作在出版后即受到查封，直到1783年才在布里索主编的《立法者的哲学丛书》中再次出版。
在医学、科学和法学研究领域的碰壁，使马拉感到非常不快。《不列颠百科全书》显示：“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而更重要的是他未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遭受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1789年2月，马拉发表了《献给祖国》，阐明了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机构，才享有制定宪法、修改宪法、监督和保护宪法的权利。这样的机构在革命之后真的就产生了，那就是国民公会。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马拉随即以笔代剑投入战斗。他创办了《人民之友》报，激进地支持着革命者与民主举措。《人民之友》几度停刊，他藏身于地下室，以惊人的毅力同政治迫害、贫困疾病进行斗争，几乎独自承担撰稿、编辑、出版等全部工作。地下室糟糕的空气和卫生状况，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这是一种疱疹，发作时全身瘙痒，需要泡在药水中才能缓解——这也是为何几年后，马拉被刺杀时，死在浴缸之中的原因所在。
从雄辩于法庭到殉难于浴缸
1793年4月，马拉以雅各宾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控诉运动”的通令。然而6月，吉伦特派即将马拉逮捕并控上法庭。法庭上，马拉据理力争，针对吉伦特派的指控，进行了辩护：“下面我要谈一下控告状。这份控告状是由立法委员会提出的，而委员会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我的死敌……他们将多月来湮没在案宗尘埃中的、我的一些作品翻捡出来加以引证，并且愚蠢地对我的其他一些作品重新加以谴责……这些观点在写进我的作品发表之前，几乎全部在国民公会阐述过……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揭露阴谋，撕下卖国贼的假面具，并提出有效措施。”
马拉在法庭上强调了自己作为国民代表的表达自由和议政的权利。他说：“‘制宪法案’第五条第七款明文规定：‘国民代表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因他们在执行其代表职责的过程中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搜查、控告和审讯。’……控告状是无效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根本大法……侵犯了属于人民代表的最神圣的权利。我充分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不包括阴谋反对国家，肇事损害自由的权益，侵犯公民权利或危害公众安全；但是，它一定允许公民怀着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和为促成自由胜利的神圣目的而说话、写作和办事。这项权利是国民代表的职责本身所固有的。”
马拉利用在法庭辩论的机会，重申了国民代表议政权利的重要性：“没有这项权利，忠诚之士就不可能保卫祖国及他们自己，就不可能防止卖国贼的压迫和奴役。制宪议会中的爱国者也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代表不受侵犯和不受攻击，有必要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同暴君进行斗争和完成革命，因此，他们早在成立国民公会之前，就急切地在1789年6月23日通过了著名法令，使这项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这项权利是每一项公职所固有的，因而将它扩展到每一个司法机构，每一个行动机构，乃至结合在公民大会中的全体公民。”
随后，马拉开始声讨起控方的荒谬和罪责。从大革命的发展来看，马拉仿佛预见了未来：“控告状的荒谬不仅在于它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全部自由，攻击了国民代表，更在于委员会违反了一切原则，把国民公会变成了一个刑事法庭……没有对任何一份案卷进行预审……就裁定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扶植一种威胁人民主权的势力……这控告状是一纸谎言和捏造……如果一帮政客能够用伪造的借口攻击我，拉我上法庭，置我于死地，那么，明天，他们就能用其他借口攻击罗伯斯比尔、丹东……以及其他各位勇敢无畏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他们将会用恐怖手段来遏制其他人……他们还将篡夺国家统治权。”
最终，法庭找不到“罪状”，只好宣布将马拉无罪释放。然而，不惧“明枪”的马拉，却没有躲过“暗箭”。1793年7月13日，受吉伦特派影响的科黛来到马拉的家里，说自己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随后，走进浴室的科黛从她的披巾下掏出刀，刺穿了马拉的肺、颈动脉。后面的故事世人皆知，科黛被送上断头台。有关马拉，到底是为共和国殉难的圣徒，还是吞噬无辜生命的暴君，人们至今争议不休，唯有大卫画下的《马拉之死》，肌肤上的灰白和血迹，永远成为经典。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