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浙沪两地新高考试点的三年周期结束，是反映出一些问题的。
这些问题多源于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选科”设计，如：部分学生不是基于个人兴趣而是功利化地、非自愿地选科；走班导致师资紧缺；以往的非考试科目选修课备受冷落；学生课业负担没有减轻甚至加重；中学的教学安排被碎片化；高校被要求对各专业相应“选科”；等。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性问题还好，但分析看来，更像是主体对外部干预的应激反应。也就是，出现这些问题有相当的必然性，即使下一试行年度采取相关针对措施，恐也难有根本改观。对人的普遍行为的改变，还需从行为背后的制度着眼。
退一步而言，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共同构建起的新高考制度，当中的问题如果只是在学业水平考试这一个方面，或也可以接受。但令人担心的是，学业水平考试或许只是新高考问题的开始。随着新高考试行时间的延续和试行区域的不断扩大，当中蕴含的矛盾会不断暴露，有可能导致一波又一波的问题不断袭来，甚至一波比一波的问题更深重，更难处理，以至于不得不再次寻求改革甚至是全盘的变革。真到那时，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将被明显阻滞。
当然，改革的过程总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改革的过程或许就是不断处理问题的过程。但问题与问题不同。有些问题可能是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处理好这些问题，使事业不断进步；还有些问题，与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处理这些问题只是使相关制度、政策本身得以继续执行下去，即使对事业进步有作用也很微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负”几十年，从国家到地方的减负令不计其数，相应各层面的督导检查不计其数，但大体只是在花费大量人财物力执行政策，包括处理大量各个层面的问题，但最终对减负效果乌有。
那么，何来前述问题不断袭来的担忧？简言之，高考新政有许多层面的问题、关系没有理清，而是盘根错节地、交叉重叠地存在着。“管办评分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的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和顶层设计，主旨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如果从管办评分离的角度看，高考中的政府、学校、社会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各自就位。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没能做好宏观管理，从而对学校造成种种干预，使高考中的多个关系模糊、错乱。
干预的结果是使个体难以按照本心作为，形成具有最佳效果的秩序。这使得新高考制度基础不牢、叠床架屋、十分脆弱，试行期间问题不断滋生。科学的制度设计在逻辑上应是简单的，现在我们就用“奥卡姆的剃刀”剃一剃新高考制度中可能多余的东西，以期建立起简练、清晰、高效、有序，在实践中好用的高考制度。
干预的表现及消除方式
干预之一：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校录取依据。消除方式：不再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校录取依据，而是将有关科目划归全国统考。
新高考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做法，对中学、大学自主办学以至对地方工作有相当大的干预，明显不符合管办评分离的主旨。
一是对中学开展素质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造成冲击。素质教育、自主学习需要相对宽裕的时间和空间保障，但学完一门考一门的“一门一清”，意味着每学完一门，就组织一次“小高考”，使高中学校、学生三年学习中的每一时段几乎时刻处于“备考”状态，使选修学习、自主学习、个性发展的时间、空间被压缩，变得支离破碎，难以有效支配。
二是对大学自主招生造成干预。随着中小学及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日益受到尊重，各中学是否愿意接受这类水平考试，各高校是否认可由各省命题和组织、公信力尚未可知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录取依据，都是需要审视的。高校是否采信有关测量的成绩，包括是否采信高中学业水平的成绩，都应当是高校办学、招生自主权的体现。
新高考试点配套规定还要求，高校对考生所要求的各专业选考科目需提前两年公布，两年内高校一般不得修改，如有特殊原因确需修改，高校只能增加专业（类）选考科目范围，不能减少或更改已确定的选考科目。这实际是有关规定做好了，之后由高校被动地接纳，反映出高校自主招生地位旁落。
三是对地方工作造成干预。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权放到省里，并由省里组织考试，看上去好像是给省里放权，是在“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实际是增加了地方组织命题、组织一次次“小高考”的成本和负担，使本可以由国家统一提供的考试服务，转移给了地方。这不是在优化服务，而是在劣化服务，因为全国各省都在做重复的、几近雷同的事情，并且质量、效益以至安全性，都不如全国统一组织更有保障。
有人或许会说，美国等国多年来不也是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高校录取依据吗？在美国，这种干预问题同样存在，特别是对中学自主办学、学生自主发展同样有限制作用。这应当不是美国的一种先进制度。
进一步，高考新政把作为升学依据的学考科目以“等级”的形式呈现，是对中学、大学、地方工作的更细致干预。“等级”实际是源自分数的，分数比等级更客观、准确，不过是想对学生成绩在全省（市）的更大范围作个相对的等级区分。但上有要求，下有对策，而为什么下面会有那样的对策，上面是需要反思的。教育部文件意见是把各科考试成绩分为A、B、C、D、E五个等级，为减少现实矛盾和不公，试点地区均缩小了级差，3分为一个等级，上海进一步细化为11个等级，如A+、A、A-、B+、B、B-……，浙江是21个等级，已难以再用ABCDE简单表示。
如此观之，实际原来的分数制也可视为等级制，不过级差是1分罢了。这种将分数等级化的设计增加了中学、地方工作的复杂性不说，更应该征询意见的对象是高校，因为等级评价是为高校录取服务的，高校是否需要这样的方式？这样是否更便于高校录取？
解决办法是，无论是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还是作为高中生毕业要求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均不需由各省里单独组织进行，而是均由全国统考担当；其中对高中生毕业要求的各科目成绩，可由各省依据本省考生在全国统考中的成绩相应确定。
干预之二：教育行政等政府部门决定加分项目和分值。消除方式：政府部门不再做具体加分规定，而由高校自主决定加分项目和分值。
这些年，教育行政等政府部门已数次发文强调“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并具体规定取消加分的项目和分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近年高考中出现了一些加分乱象，群众反映强烈。但是，这是典型的干预中小学、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行为，而且造成了高考制度中多方面关系的混乱。
首先，对什么特长项目加分、加多少分，完全是高校在大的原则框架下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比如，有学生对永定河、淮河、滇池的治理，对雾霾的治理有专深的兴趣和研究，有学生对城市垃圾处理写了系统的研究报告，那么，任何一所高校环保专业在录取该学生时都可以考虑给他加一个适当分数，这是“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自然体现。但任何一所高校的数学专业在录取他时也可以不给他任何加分。据报道，今年北京大学以相当于降低219分的“优待”录取了浙江一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她是健美操冠军。这是高校应有的招生自主权的体现。
其次，政府部门细致规定加分不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教育行政等部门曾对体育加分做了“8+2”规定。“8”即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游泳、羽毛球等8个较普及的项目在全国作为可加分体育项目，各地可根据情况及地方特色自行选择确定另2个可加分的体育项目。各地体育项目数不胜数，当中有很多传统的、民族的项目。但按照规定，在这“8+2”之外就享受不到加分，这意味着擅长网球、自行车、摔跤、滑冰、手球、棒球、射击的考生与擅长田径、篮球、足球的考生在高考面前享受不了同等的待遇，并意味着那些运动从高考的角度不受鼓励。“规定”对科技等方面的加分也大幅收减。难道只鼓励部分同学的部分特长得到发展？这显然是违背“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宗旨的，易于导致学生“被计划”地发展所谓的特长。
再次，限制加分、“参考综合素质评价”、高校自主招生关系混乱。高考新政明确把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录取重要参考（“一参考”），实际是赋予了高校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裁量自主权的，可以说是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一个实际体现。综合素质评价里必然包含考生的特长表现，既然参考它录取，那能不能对它加分？难道高校只能对政府部门规定的加分项目对照给予规定的分数？或仅仅是在同等高考成绩下“参考”使考生综合素质表现实际不抵高考的“1”分？而目前，获准自主招生的高校是可以对有特长的考生加分（降分录取）的。随着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推进，这种相近性质招生方式的不协调、不统一、不融合的问题将更加凸显、加剧。
干预之三：对高校分批录取。消除方式：不再对高校人为分批录取。
把高校人为划分成数批，以“方便”录取工作，易于固化社会对高校的印象，对高校发展有相对固化的不利影响，这对高校自主办学是一种干预。新高考已关注这一问题而在纠正中。
干预之四：唯分录取。消除方式：打破唯分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表现。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实施面向不同个体需要的素质教育。但唯分录取，只是单一依据考生的文化课成绩就决定是否录取，显然在制度导向上不利于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干预”的由来，在于唯分数录取容易使学校、学生把最大可能限度的精力投入到考试科目上，而难以按照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方针的要求组织教学、发现和发展个性化的自我。这已现实地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厌学、辍学、体质滑坡、创新乏力。如果只以跳高成绩来衡量人的体质，则很多人会无暇去练自己喜爱的、更擅长的跳远、长跑、打球、游泳。这将使很多人成为没有特长的人。
“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高考改革的引领性思路。什么是招考分离？简单说来，就是招生是招生，考试是考试；单纯的文化课考试成绩高者，不一定被高校录取，文化课考试成绩低者，也不一定不被高校录取。当然，文化课成绩高者被高校录取的机会通常更高。新高考提出“综合素质评价”这“一参考”，就是使“招考分离”得以推进落实的基本举措。基于文化课考试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而录取，是高考改革应当坚持的基本方向。
但在当前，参考综合素质表现的录取尚缺乏实质推进。
干预之五：统考试题过难。消除方式：降低统考试题难度、题量。
如果仅以跳高成绩来衡量人的体质，很多人会转而放弃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跳远、跑步、打球、游泳，而去练跳高；如果同时再把跳高标准定得很高，比如1.8米，人们普遍就没有多少可以发现和发展自己所长的机会了。高考唯分录取再加上试题过难，使学生们原本可以扬长的机会被普遍压缩或陷入补短境地。然而，素质教育是扬长教育而不是补短教育；高考改革应为素质教育腾出更大空间。
全国统考试题过难、题量过大、需要的解题技巧过多，是考试制度中对学校自主办学、学生自主学习的另一大干预，是高考制度中与唯分录取相当的另一大缺陷。对此，很多人可能会疑问：试题容易了很多人考高分、考满分，将来如何区分和录取？打破唯分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了，则这一问题自然就不再是问题，因为同样的高分甚至满分者，高校还要参考考生的其他素质表现来综合评价和决定是否录取。
高考考试改革应避免进入试图通过提高考题难度、增加题量拉开考分的误区。为保持大批考生间的分数尽量不要过于集中而有一定的分散度（尽管实际上未必能做到），多年来试题的总体难度、题量一直处于高位，需要过多解题技巧的题目也应运而生，尤其是数学、物理等科目。但“水涨船高”。由于唯分录取、分分命根，由于难题的引入或题量过大，基础教育的教学强度因此大大加剧，极大地恶化了教育生态。
统考试题难度应以高等教育不同专业的公共要求为准，以不同考生的基本素质为准，以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准。而降低统一考试难度，绝不意味着降低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要求，而是要让学生在达到基本学习要求的基础上有更多时间、机会发现、发展他们个人更加擅长的智能，使他们在数学、物理、语言、文学、地理、生物、化学、体育、音乐、舞蹈等等方面的素质达到比现在更加精深的地步，并使其保持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三组待理顺关系及理顺办法
待理顺关系之一：要身心健康还是要好学校。理顺办法：完善监管制度，努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地进入好学校。
打破唯分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容易使人担心腐败的滋长，进而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是让学生“裸分”、“公平地”、戴着高度近视镜进入到能去的好学校，还是打破唯分录取、让他们身心健康地进入到或许相对差一点的学校？这是社会、政府、学校都在有意无意思考的问题，也是左右高考如何改革的深层次现实问题。我们该如何做出抉择？是不是要等社会风气更加好转、人们遵纪守法意识和自觉性普遍提高、社会诚信体制更加完善后，才去改进我们的高考、实行不唯分录取？有以下四大原因使我们不能这样，而必须及早逐步实质推进打破唯分录取制度。
一是，亿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危害，已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是，不唯分录取在国外很常见，我国实际也有，不正之风也并非肆虐无度。比如，欧美等国高水平大学录取新生，普遍要对学生课业成绩和多方面表现综合考察。在我国，音体美高校录取新生，除要求文化课成绩外，还要考专业课；高职院校对口招生是文化课加技能测试；部分高校试行的自主招生，也是高考文化课成绩之外还要看学生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学科特长方面的表现。这都是打破唯分录取的现实版。当中人情对招生的干预是有的，但也并非严重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并且，如果考生确有突出表现，高校录取中一般是不会拒绝的。打破唯分录取的制度规范还是有的，对招生秩序是能够提供基本保障的。当前全国范围反腐倡廉形势大为好转，这应是逐步推行不唯分录取的难得契机。
三是，教育领域试行不唯分录取，既是对教育系统工作的挑战，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契机，更将是对社会进行诚信教育、公民教育的手段和重大贡献。当前，我国个人诚信、社会诚信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教育系统对广大民众进行包括诚信教育、公民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是其理所应当的职责。这种教育并不一定非在学校进行，而是可以通过诸如参考综合素质表现的不唯分录取这种宏大实践进行。这是实践性的、参与式的社会大课堂。效果好的话，不仅有利于教育发展，也是教育系统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四是，完善监管，让学生身心健康地进入好学校是可能的。管办评分离是给学校、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但自主权的扩大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加，如一旦出现违规情况，问责、处罚将更加严苛。亿万群众中蕴藏着解决各类问题的智慧，只要善于激发、利用。而只要规则设立得当，只要监管制度健全，包括善于利用“阳光”防腐剂，是有望建立起高效有序、适于素质教育方针全面贯彻落实的高考制度的，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可望顺势焕发新一轮的大发展局面。
待理顺关系之二：综合素质评价与部分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理顺办法：整合为各高校普遍自主招生，取消当前的高校试点自主招生。
部分高校获准试点小比例的自主招生工作，自2003年起至今已十五年，期间历经多种风云变换。部分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一个主要用意，应是为高校普遍自主招生探路，不然这样的试点工作的意义、公平保障就需要重新审视。但迄今未见提供可推广用于高校普遍自主招生的经验。
新高考方案要求“2015年起自主招生考核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但组织自主招生报名及考生材料审核，实际在全国统一高考前的三月份就已经开始。对许多考生来说，报名还是不报名，这是一个问题。报名，意味着要做相应的准备，包括会有人找关系，以及参加培训、了解情况。这对临近高考分秒必争的考生来说，是一项重大而谨慎的选择。而不报名，意味着失去可能的自主招生优惠机会。很多考生和家长都会经历选择的纠结。
另需指出的是，新高考主张“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后，作为试点省份的上海、浙江部分高校试行开展了“综合评价招生”，其程序与高校自主招生相似，也是全国统一高考前考生报送材料，高校审核，统一高考后对通过审核的考生笔试、面试，并予打分。在笔者看来，这有些像扩大了的自主招生。
关于高校自主招生及综合评价招生，或许考生不报名才是机会最多、消耗最少。办法是，考生正常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连同个人材料（或电子版）提交给志愿高校，由高校如同自主招生审核那样进行综合评判打分决定是否录取，而无需另行报名自主招生或综合评价招生。
各依法成立的高校均具有平等的招生自主权。随着“招考分离”、打破唯分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高考改革的推进，已试点十五年的部分高校在小比例招生计划内自主招生试点工作，应与高考这些相近相通的工作自然融合，通过国家统筹不再单独进行，转而逐步进入各高校、全部招生计划的、自然面向所有考生的自主招生、规范招生的时代。
待理顺关系之三：全国统考与分类考试。理顺办法：不再设立分类考试，整合纳入全国统考。
分类考试，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主张，新高考继续坚持和强化了这一思路。但是，当前地方执行分类考试及高职院校多样化招生已有一些问题有所显现。
如果对普通高中毕业生，只是由于各自学习成绩不同，将来可能进入本科也可能进入高职，因此就对他们进行分类考试，这有何必要？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对考生分类让他们参加不同的考试？实际上，众多学生考前未必知道他们会考入什么类别的高校，因而让他们事先选择适合他们的考试类型是困难的；即使考生能预知他们会考入什么类别的高校，也未必需要让他们参加不同类别的考试。
高中阶段有普高、职高之分，那么，对中职毕业生或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课成绩相对薄弱，就需要单独组织文化课考试？多年来，报考艺术、体育类的考生多数文化课成绩也相对薄弱，但都被要求参加国家统一高考，这类高校以相对较低的文化课成绩录取他们，其可行性、合理性也被认可。对中职毕业生又有何必要进行文化课分类考试？特别是在降低全国统考难度的情况下。而且中职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高考，从理论上说还可有更大的高校选择空间，对中职在校生或是一种新激励，也可谓是搭建升学“立交桥”的一种方式。
要对中职生进行所谓分类考试，更应着眼于考察他们所报考专业的特长表现，就像对报考艺术、体育专业的考生在国家统一高考外进行的专业测试一样。
分类考试看上去是给考生提供了适宜的考试，增加了录取机会，给了高职院校招生自主权，其实对学生的自主选择、高校的自主招生造成了限制。“双轨制”入学甚或还造成了入学的不公平。国家统一高考完全具备为本科与高职入学提供可信度较高的文化课成绩的功能，特别是在考试难度降低后。而各省、各高校自主命题、考试，从文化课考查的意义上看，意味着大面积的、年复一年的重复，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其科学性、规范性、安全性等都难以像国家统一高考那样更有保障。分类考试或不必要。
建立好用的高考制度
消除前述干预，理清前述关系，方得以建立清晰、稳固的高考基础。再进行以下必要的工作，则大体可建立起到位、好用的高考制度大厦。
其一，框架搭建——政府职能定位要得当。
当前高考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多与高考方案的设计脱离了管办评分离的总体框架高度相关。政府、学校、社会应各自相应定位，体现相应权力；这当中，政府能否以宏观管理作为职能定位，更现实地主导着学校及社会的定位，从而起着关键作用。
在考试方面，科学命题是关键，涉及考什么科目、各科目考哪些内容、难度掌握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关系到人的基本素质发展和个性素质发展的平衡，关系到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这对命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专业人员、专业机构来进行。政府在当中的作用，是提出命题的总方向和原则，并对命题机构的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评价。
对高中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测量，并提供具有公信力的高考成绩，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这是政府职能在高考考试工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定位。该成绩一旦获得高校的信任，则可作为录取考生的依据。
在录取方面，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宏观规则，让高校自主开展录取工作。政府在高校录取工作上，要提出宏观要求、进行宏观管理，为高考的公平、公正、有序、有效进行提供基础保障。可涉及的事项包括：明确对军烈属、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等的政策性倾斜，明确招生计划制定的基本原则，要求高校通过有关方面充分公开办学相关信息，以为考生择校提供充足参考，建立完备的社会监督机制，规范受理有关投诉等。至于高校具体如何招生，比如依据哪个渠道测量的考生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哪些素质表现、权重是多少等，如无异常反映，政府不宜直接介入和要求，而由高校依法依规自主进行。
其二，考生文化科目测量——最大限度发挥全国统考的功用。
全国统考科目包括高中阶段在全国范围统一学习的各科目，如：数学、语文、外语、理科综合、文科综合等。不区分文科、理科。国家层面不再设计、要求举行面向高职入学的分类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具有高考性质或形式的考试。
为减缓考生、社会的压力，提高考试服务的便宜性，可考虑一年分秋季和春季组织两次全国统考，分别在11月和4月进行，分别是当前学年的第一次高考和第二次高考。录取是一年一次，在第二次高考后进行。学生从高三开始允许考试，可根据个人情况、高校招生需要等，每次自愿参加全部或部分科目的考试。社会人员通过地方教育部门组织参加各次考试。考试成绩在当前学年内有效。试题类型尽可能增加客观题比重，以最大可能减少人工阅卷工作量，提高阅卷时效。考生各科目最终成绩依两次考试的最佳成绩计入。
其三，考生综合素质表现记录——自然形成。
在考生综合素质表现材料的形成上，是不是需要依学期、学年对学生不同方面的表现像填表一样进行记录？笔者认为不一定，构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应主要是实证材料，将来向志愿高校提供的也主要是实证材料，相关材料随学生成长期间的表现自然形成。可相应形成材料清单。
当前报考音乐、体育、美术、影视等专业的考生，其专业特长纳入考生综合素质表现记录；当前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等所要求的专业测试方面的考生表现，纳入考生综合素质表现记录。
在综合素质评价占录取权重方面，可以肯定，如果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只是在文化课成绩相同时才起作用，这就意味着综合素质评价不抵文化课成绩中的具体分数，也就与唯分录取没有什么差异，起不到打破唯分录取的有关作用。现行高考中，对有关特长进行加分，或在自主招生中对有特长的考生降分录取，都是打破唯分录取的具体做法，起到的是相当于高考成绩几分或几十分的作用。从德智体美全面要求的角度，对综合素质确有突出表现的，给予几十的加分并不为过。
其四，报考——考生可自行向一定数量的志愿高校递交申请材料。
考生在第二次高考结束获知成绩后即可开始自行向志愿高校递交材料（或网上申报）。材料总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两次高考各科的最佳成绩，二是个人综合素质表现记录。为既保障考生有必要数量的申请、选择机会，又把高校审核考生材料的工作量总体有所控制，可设定考生申请的志愿高校数及专业数，比如申请的志愿高校数不超过7个，各不超过5个志愿专业。
不再区分高校（含高职高专）批次。考生向志愿高校递交入学申请不受高考分数限制，即不再存在“投档线”的问题。考生不再需要被动填写服从专业调剂。
其五，录取——高校在全部招生计划内自主招生。
高校在收到志愿考生递交的申请材料后，在既定时间组织校内各专业招生人员，按照严格规程对考生申报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审，根据招生计划、专业要求等因素确定申报考生的适应性，决定拟录取名单。当中高校可根据专业性质、培养目标需要，自主决定考生递交的不同材料的权重。或可考虑把综合素质评价视同高考一个科目，并设定一个适当的满分分值，比如150分；可通过试点一年年增加到这一分值或某个分值。考生高考成绩与个人综合素质表现记录得分之和作为综合成绩（总成绩），是高校确定是否录取考生的直接依据。高校认为必要时，可对有关考生进行面试、个性化测试等补充性、确认性的测试。
高校须建立严格规范的录取规程。如有高校认为由有关机构命题的全国统考成绩不足采信，可自行组织有关科目的考试。高校根据自身情况、需要，可不对某些科目成绩提出要求。
高校全力满足被录取考生专业志愿。由于除考生特别申请外不调剂专业，这更加需要高校根据近年考生专业报考情况，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设置。
考生有拿到多份录取通知书的可能。考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是否入学的决定，回复给录取他们的高校。
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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