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标志，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节点。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学界长期以来都相当关注日本的“开战决策”问题。美国的工业发达、资源丰富、综合国力远超日本，日本为何要发动这场并无胜算的战争？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是如何论证和做出最终决策的？
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发动太平洋战争无疑是日本军国主义从“贪婪”到“冒险”，再从“冒险”到“疯狂”的必然结果；但从具体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决策角度来看，其中又有诸多值得研究的细节。新华出版社引进的译著《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原著名“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下称《大败局》），可以帮助读者理清1941年12月8日之前那段关键时期的脉络。
▲二战时期的珍珠港
鬼迷心窍的扩张之路
正如许多读者所知，在1937年全面开始侵华战争之际，日本政府及军部均未做长期战争的打算。狂妄的军部仍以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时的眼光看待中国，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对天皇上奏时表示，1个月就可以彻底解决“支那事变”。
而此后的战争进程却完全出乎日方的意料：中国军民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全民族抗战；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但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随着战争的消耗，至1940年，日本国内供应严重短缺，生活物资全面实行配给制，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渐趋匮乏。
在此情况下，日本决策层内对于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所谓“有争论”，并不是“侵略”与“和平”之间的争论，而是“如何侵略”的争论。如果说在明治年间，日本的对外战争往往是经过了精心算计、周密准备之后的冒险一搏，那么进入昭和年间之后，对外扩张带来的巨额利益，已经让日本决策层鬼迷心窍。在《大败局》书中，1941年在陆军省负责起草提议的石井秋穗，50年后做了如下反思：
“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近？’”（第116页-117页）
正因为如此，日本决策者的争论主要是“南进”（对美开战）或“北进”（对苏开战）的问题，而非如何“收手”。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主张“南进”或“北进”，其实并非是为国家考虑，而是为本位利益。
例如，时任海军次官泽本赖雄战后如此描述他听到“南进”设想时的感受：
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向来想要南进的）海军手中溜走。(第121页)
▲日军前往珍珠港及返程路线
正如《大败局》一书分析，“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如果“南进”对美作战，则海军将是主要力量，海军可以获得更多军费；如果“北进”对苏作战，则陆军将是主要力量，陆军可以获得更多军费。这是两种政策选择的利益本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海军内部其实明白自己不可能战胜美军，无论是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还是其他高级军官，在专业领域内其实能够认清现实。而日本陆军经过了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后，更知道自己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但是，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在表面上都不能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们反而都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对战争“毫无畏惧”。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在没有“减速器”的情况下，向着错误轨道狂奔。
无人负责的决策机制
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的最高决策机制处于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状态：1，政军关系失衡，政府不能干预军部的决策和行动，军部反过来却可以用陆军大臣辞职等方式逼迫内阁就范；2，在理论上，军部与政府同时对天皇负责，但昭和天皇不是同时对军政两界均有驾驭能力的明治天皇，这使得当时日本并无在决策体系顶点设定大战略目标、统筹顶层设计的人或机构——在明治时期，这一职能是由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元老”承担的；3，整个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政界和军界相对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种政变中被杀，或是主动选择自我边缘化，已经很难再对决策产生影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最终确定对美开战。《大败局》一书将这四次会议作为描述那段历史的主线，串起了政局变化、陆海军关系、外交转圜等多条线索，以“决策研究”的主题，梳理了当时的相关史实。
▲1945年1月的御前会议
而这四次御前会议的过程，让人更加了解了当时日本决策机制的缺陷。
例如，9月6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提出如果10月初尚不能通过外交手段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将放弃“外交努力”。这实际上就是一份战争计划。就在此前一天，天皇裕仁在拿到这份文件后，与时任参谋总长杉山元有了如下一段著名的对话：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杉山元此后无言以对，只能沉默。在场的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试图解围，但裕仁抛出了更明确的问题：“我们能获胜么？我们一定会赢么？”永野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能保证‘一定’，因为这既基于人力，也基于神力。”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根本不像是在讨论事关国运的重大问题，但这的确是历史的真实一面。第二天，裕仁在御前会议上批准了战争计划。而陆海军的官僚们更加关心在计划中可为自己军种争得多少军费、多少吨钢、多少吨铝，而非这一计划会将国家带向何方。
1941年7月3日的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出于前述心态，表示“不惧怕战争”；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这种表态变成了正式的战争文件《帝国国策实行要领》；11月5日，新任首相东条英机及其内阁出席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了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方案，将外交协议的时间底线定位12月1日；而12月1日，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外交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批准如期开战。
▲东条英机
在此过程中，日本决策层中有很多人也都在担心战争解决，从天皇到高级将领，实际上对于战争并无胜算。但正如《大败局》一书评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个人才不至于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以笔者所见，《大败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当事决策者可能还有一重潜意识：在此前大半个世纪中（1867年至1941年），日本的侵略扩张尽管时常铤而走险，每每“以小搏大”，但却从未失败过，这一次应该也是一样。
幸好，历史未如他们所愿。
最后，还不得不就《大败局》一书本身说上两句。该书为英文著作所译而来，作者堀田江理是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先后在美国和英国攻读学位，并在英国、日本和以色列担任教职。从书中可以看出，她有相对理性和客观的史观，同时又擅长提炼历史脉络，行文清晰简练，避免了一些同题材著作的冗赘感。这使得全书读起来很是过瘾，丝毫不感吃力，便于读者抓住那段历史的关键处。
此外，该书的翻译质量值得肯定。近年来，“翻译”已经成了学界和出版界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不少国外优秀作品往往因为翻译粗劣而难以为国内认知。而此次《日本大败局》一书的翻译却是值得称道的亮点。通观全书，文字流畅且不乏雅致，许多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专业术语也极为准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日本问题的英文著作中，日本人名和职务的翻译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很多译作正是“栽”在此处。但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及编者显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全书的人名、地名和职务名等细节几乎无懈可击。作为一名日本问题研究者，作为一名文字工作的同行，衷心感佩译者和出版社的认真态度。
《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美]堀田江理 著
马文博 译
ISBN：978-7-5166-1030-5
新华出版社
作者简介：
堀田江理（Eri Hotta），生于日本东京，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还著有：《泛亚洲主义与日本的战争：1931-1945》（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现居美国纽约。
内容简介：
本书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的历史细节，审视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作者描述了日本政府和军队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甚至在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呢？
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过的日文第一手资料，书中逐一刻画这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作者笔下的是一个很少被投去关注目光的战时日本政治困局，而这一过程必将重构我们对太平洋战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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