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收获》两家刊物上,将分别刊发作家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以及三个短篇小说。莫言透露,《人民文学》还将发表他一万多字的一篇小说。这几篇作品都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蛰伏”五年的莫言发表的新作。中国作家网对莫言进行了一次采访,谈及《锦衣》等的创作始末。
问:莫言老师您好,最近您集中发表了一批新作,请问您什么时候打磨好了这些作品,又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些作品可以发了呢?
莫言: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徐则臣来北师大参加活动,我说我写了个剧本,要不要给你们看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人民文学》好像发这种戏曲类的剧本比较少,没想到则臣很愉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很期待。之后由于春节比较忙碌,也因为当时没有想好一个好的修改方案,因此一直没把剧本修改好。
《锦衣》这个文学剧本在2014年的时候写好的。早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曾使用过“锦衣”这个素材,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却经常在半夜听到这姑娘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于是她母亲跑来问女儿这是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
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因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问题已经不再属于现代问题,可是我又无法舍弃我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经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有了这个构思后,我修改得十分顺利,加上之前写了一些诗,就都交给则臣看了。
莫言在办公室 。图片来源:梁豪、尹超
问:2011年,您担任了话剧《我们的荆轲》的编剧,这一次则创作了戏曲《锦衣》,您近年来是否对戏剧这种体裁更为偏爱一些了呢?
莫言:戏剧创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一部话剧剧本,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上海宗福先有个话剧叫《于无声处》,影响很大,又看了郭沫若、莎士比亚很多剧本,尝试了一下,自己感觉写得不好,后来在搬家途中丢失了。2000年后,有位朋友跟我合作了一个剧本叫《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把它搬上了舞台,连演了40天,而且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剧目出国演出。这部剧的主演还因为出演这部剧获得了梅花奖。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荆轲》。当时也是空军话剧团的导演说他手中有一个剧本,写的是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历史素材,他本人不太满意。于是我想试试,便按照我对荆轲的理解把这个历史故事重新演绎了一下,一个星期就交了初稿。这部剧后来在中国沈阳、北京人艺,以及圣彼得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地区上演了。我当时热情很高,想创作系列历史剧,也有一些素材方面的准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继续。我是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的发烧友。我们高密这个小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剧种叫茂腔,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创作受到茂腔的影响很大,《檀香刑》里面就有大量的戏文。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
《锦衣》是我独立完成的戏曲文学剧本。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一方面因为剧本太长,有三万多字,而按照舞台的要求大约一万多字就够了,所以《锦衣》若要搬上舞台还要进行大量删节;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词也不是按照规范的唱词写的,这个唱词对平仄有要求,我却写得很自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我艺术创作的领域。
民间艺术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原因,一个地方的人之所以用这样一种腔调演唱,这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方言有很大关系,小剧种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对走进庙堂的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的一种对应,它们的唱词不如王实甫、关汉卿来得规范,但是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我想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应该天天看戏,这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自己动手写一个剧本,会有共生的体验,通过写剧本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当年我们的民间艺人们在创作、演出地方戏曲时的感受,这也使得我的创作体验更为丰富。
问: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很感兴趣的是“人鸡幻化”的这部分,它的舞台感很强,是不是您特意设计的一个情节?
莫言:这个“人鸡幻化”的情节当然远远超出了我母亲给我讲述的故事原本。故事里的鸡失去了“锦衣”,变成了一个“光腚”鸡,很狼狈,但是在小说里面,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有正气的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在剧中,审判官说,只要你还能变回鸡,就免死;你变不成鸡的话,你们俩就要被火烧死。就在他要把锦衣往身上一披变成鸡的时候,这位女子把锦衣抢过去,一把扔到火里去。她说,你就是个人,你没必要为了救我而变成一只鸡,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奇男子,一个英俊的男子汉,我宁愿死也不要让你再变成一只鸡了!我想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故事升华一下。现在有了革命的背景以后,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表演了,变成了革命党利用了当时迷信的社会环境,来吸引清朝的统治者、军队离开县城,是革命军攻打县城的调虎离山计,但我还是完整保留了第一稿里“人鸡相变”、“宁死不变”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细节。
《人民文学》杂志社供图
问:我们也注意到,和剧本同时发表的这一组诗也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则臣也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您的诗歌作品。刚才您说过,这些诗是平时写的,在诗歌写作上您有什么规划吗?另外,这组诗叫《七星曜我》,虽然您写到的都是大作家了,但是,用“曜”的话,会不会觉得太隆重了?
莫言:我写诗的过程也很长了,但一直羞于拿出来示人。当年也写了很多打油诗、仿古诗。因为我们山东人、我们高密人发音的调值不准,所以只能凭感觉,自己觉得符合了律诗的平仄要求,但实际上是不准的,所以我用书法作品写出来的那些打油诗,从来没敢说是律诗、绝句,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也有地方一直想收集出版,但我觉得再积累一下,即便是打油诗,也要像样才行。这种白话诗也一直在写,我感觉这些内容就是一个随笔,记一件事,记一个人,用这种分行的、基本押韵但又不严格押韵的句子记下来,累积起来。
这一次给则臣的这七首,是和知名作家的交往、友谊,则臣说要不要取一个总题目,比如叫《格拉斯大叔的瓷盘(外六首)》。我想着,这七位作家,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本国,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的,称得上七颗文坛巨星。恰好,北斗七星嘛。这个“曜”字也是在给星球起名字时经常用的一个字,它不是“照耀”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而是另外的含义。
问:您写瓦尔泽的那首,也特别有意思,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句式,包括您写道“这些话是我写的还是马丁·瓦尔泽说的?”您能稍微解释一下,想给读者什么提示吗?
莫言:瓦尔泽的小说也好,讲话也好,里面确实有一些绕来绕去的句子,但是绕得很有意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德国人的哲理、思辨传统,对一个问题从各个角度来表现,用很独特的修辞方式,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有他的例子在,我们就可以“仿造”出很多类似的句子。现在我看到网上某一个人的一句话流行之后,就会铺天盖地仿制出很多类似的句子来,这就是语言强大的繁殖能力,语言的繁殖能力是写诗人的一个基本能力。
有的人写诗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不断地联想、跳跃,很自然地生成很多东西。所以这首诗里面很多句子实际上是根据马丁·瓦尔泽先生喜欢用的句式自动繁殖出来的句式。
问:您在诗中也写到了勒·克莱齐奥先生,我知道您和勒·克莱齐奥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您也写到他送您围巾等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大作家好像不太关注时尚,您对时尚持什么态度?
莫言:中国作家里有很多对时尚是很有研究的,穿着都很有品位。时尚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了解时尚,了解都市生活,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如果你写到某些特定的阶层,而对时尚不了解的话,可能就写不了,从了解生活这个角度来讲,有必要。但是,我本人确实不太了解,这也是每个作家可能的局限。
写克莱齐奥的这首诗有事实,有幻觉,后面大部分写的是幻觉。前面写到他低头进入我们家那个矮小的大门等等,这都是现实。有一天,我梦到一个场景,一匹烈马奔驰而来,克莱齐奥飞身上马,腾空而起,就把梦中的情景跟现实的一些细节嫁接到了一起。
问:您在北师大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非常精彩的演讲,马上就是开学季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联手合作的研究生班马上要开班,您对这些新学员有什么期许?
莫言:这批年轻作家在进入这个班之前,就已经创作出了很有名气的作品,应该放下过去的荣誉,也是放下过去的包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学生的心态谦虚学习,我希望这样一种学习能为他们今后的攀登提供一个巨大的推力。总而言之,学习不是目的,将来能够写出好作品才是目的,这是为了未来的创作而学习,是一种必要的准备,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
问:莫言老师您好,最近您集中发表了一批新作,请问您什么时候打磨好了这些作品,又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些作品可以发了呢?
莫言: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徐则臣来北师大参加活动,我说我写了个剧本,要不要给你们看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人民文学》好像发这种戏曲类的剧本比较少,没想到则臣很愉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很期待。之后由于春节比较忙碌,也因为当时没有想好一个好的修改方案,因此一直没把剧本修改好。
《锦衣》这个文学剧本在2014年的时候写好的。早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曾使用过“锦衣”这个素材,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却经常在半夜听到这姑娘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于是她母亲跑来问女儿这是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
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因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问题已经不再属于现代问题,可是我又无法舍弃我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经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有了这个构思后,我修改得十分顺利,加上之前写了一些诗,就都交给则臣看了。
莫言在办公室 。图片来源:梁豪、尹超
问:2011年,您担任了话剧《我们的荆轲》的编剧,这一次则创作了戏曲《锦衣》,您近年来是否对戏剧这种体裁更为偏爱一些了呢?
莫言:戏剧创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一部话剧剧本,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上海宗福先有个话剧叫《于无声处》,影响很大,又看了郭沫若、莎士比亚很多剧本,尝试了一下,自己感觉写得不好,后来在搬家途中丢失了。2000年后,有位朋友跟我合作了一个剧本叫《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把它搬上了舞台,连演了40天,而且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剧目出国演出。这部剧的主演还因为出演这部剧获得了梅花奖。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荆轲》。当时也是空军话剧团的导演说他手中有一个剧本,写的是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历史素材,他本人不太满意。于是我想试试,便按照我对荆轲的理解把这个历史故事重新演绎了一下,一个星期就交了初稿。这部剧后来在中国沈阳、北京人艺,以及圣彼得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地区上演了。我当时热情很高,想创作系列历史剧,也有一些素材方面的准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继续。我是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的发烧友。我们高密这个小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剧种叫茂腔,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创作受到茂腔的影响很大,《檀香刑》里面就有大量的戏文。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
《锦衣》是我独立完成的戏曲文学剧本。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一方面因为剧本太长,有三万多字,而按照舞台的要求大约一万多字就够了,所以《锦衣》若要搬上舞台还要进行大量删节;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词也不是按照规范的唱词写的,这个唱词对平仄有要求,我却写得很自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我艺术创作的领域。
民间艺术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原因,一个地方的人之所以用这样一种腔调演唱,这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方言有很大关系,小剧种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对走进庙堂的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的一种对应,它们的唱词不如王实甫、关汉卿来得规范,但是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我想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应该天天看戏,这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自己动手写一个剧本,会有共生的体验,通过写剧本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当年我们的民间艺人们在创作、演出地方戏曲时的感受,这也使得我的创作体验更为丰富。
问: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很感兴趣的是“人鸡幻化”的这部分,它的舞台感很强,是不是您特意设计的一个情节?
莫言:这个“人鸡幻化”的情节当然远远超出了我母亲给我讲述的故事原本。故事里的鸡失去了“锦衣”,变成了一个“光腚”鸡,很狼狈,但是在小说里面,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有正气的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在剧中,审判官说,只要你还能变回鸡,就免死;你变不成鸡的话,你们俩就要被火烧死。就在他要把锦衣往身上一披变成鸡的时候,这位女子把锦衣抢过去,一把扔到火里去。她说,你就是个人,你没必要为了救我而变成一只鸡,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奇男子,一个英俊的男子汉,我宁愿死也不要让你再变成一只鸡了!我想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故事升华一下。现在有了革命的背景以后,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表演了,变成了革命党利用了当时迷信的社会环境,来吸引清朝的统治者、军队离开县城,是革命军攻打县城的调虎离山计,但我还是完整保留了第一稿里“人鸡相变”、“宁死不变”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细节。
《人民文学》杂志社供图
问:我们也注意到,和剧本同时发表的这一组诗也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则臣也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您的诗歌作品。刚才您说过,这些诗是平时写的,在诗歌写作上您有什么规划吗?另外,这组诗叫《七星曜我》,虽然您写到的都是大作家了,但是,用“曜”的话,会不会觉得太隆重了?
莫言:我写诗的过程也很长了,但一直羞于拿出来示人。当年也写了很多打油诗、仿古诗。因为我们山东人、我们高密人发音的调值不准,所以只能凭感觉,自己觉得符合了律诗的平仄要求,但实际上是不准的,所以我用书法作品写出来的那些打油诗,从来没敢说是律诗、绝句,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也有地方一直想收集出版,但我觉得再积累一下,即便是打油诗,也要像样才行。这种白话诗也一直在写,我感觉这些内容就是一个随笔,记一件事,记一个人,用这种分行的、基本押韵但又不严格押韵的句子记下来,累积起来。
这一次给则臣的这七首,是和知名作家的交往、友谊,则臣说要不要取一个总题目,比如叫《格拉斯大叔的瓷盘(外六首)》。我想着,这七位作家,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本国,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的,称得上七颗文坛巨星。恰好,北斗七星嘛。这个“曜”字也是在给星球起名字时经常用的一个字,它不是“照耀”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而是另外的含义。
问:您写瓦尔泽的那首,也特别有意思,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句式,包括您写道“这些话是我写的还是马丁·瓦尔泽说的?”您能稍微解释一下,想给读者什么提示吗?
莫言:瓦尔泽的小说也好,讲话也好,里面确实有一些绕来绕去的句子,但是绕得很有意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德国人的哲理、思辨传统,对一个问题从各个角度来表现,用很独特的修辞方式,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有他的例子在,我们就可以“仿造”出很多类似的句子。现在我看到网上某一个人的一句话流行之后,就会铺天盖地仿制出很多类似的句子来,这就是语言强大的繁殖能力,语言的繁殖能力是写诗人的一个基本能力。
有的人写诗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不断地联想、跳跃,很自然地生成很多东西。所以这首诗里面很多句子实际上是根据马丁·瓦尔泽先生喜欢用的句式自动繁殖出来的句式。
问:您在诗中也写到了勒·克莱齐奥先生,我知道您和勒·克莱齐奥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您也写到他送您围巾等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大作家好像不太关注时尚,您对时尚持什么态度?
莫言:中国作家里有很多对时尚是很有研究的,穿着都很有品位。时尚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了解时尚,了解都市生活,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如果你写到某些特定的阶层,而对时尚不了解的话,可能就写不了,从了解生活这个角度来讲,有必要。但是,我本人确实不太了解,这也是每个作家可能的局限。
写克莱齐奥的这首诗有事实,有幻觉,后面大部分写的是幻觉。前面写到他低头进入我们家那个矮小的大门等等,这都是现实。有一天,我梦到一个场景,一匹烈马奔驰而来,克莱齐奥飞身上马,腾空而起,就把梦中的情景跟现实的一些细节嫁接到了一起。
问:您在北师大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非常精彩的演讲,马上就是开学季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联手合作的研究生班马上要开班,您对这些新学员有什么期许?
莫言:这批年轻作家在进入这个班之前,就已经创作出了很有名气的作品,应该放下过去的荣誉,也是放下过去的包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学生的心态谦虚学习,我希望这样一种学习能为他们今后的攀登提供一个巨大的推力。总而言之,学习不是目的,将来能够写出好作品才是目的,这是为了未来的创作而学习,是一种必要的准备,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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