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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04日15:00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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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历史的记述首先应当是真实的,然而除了客观叙述这一维度,历史是否可以脑洞大开地解读?譬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项羽打败了刘邦,大一统是否还会成为中国历史的标配?如果孔子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是什么?如果张无忌当了皇帝会怎样,这个世界会更好么……
如果将更多的假设引入历史的讨论,历史会不会变得更有思辨性?而这样又是否会伤害历史的客观性呢?9月2日晚,专栏作家张明扬携新书《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与书评人袁复生、字新闻创始人王左中右在上海言几又·虹桥天地店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与脑洞的讨论。
讲座现场
合法性的构建是一种脑洞
古往今来,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即使是秦始皇这样穷兵黩武的暴君,也有自己的合法性小九九,他的焦虑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何向全天下的民众树立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形象。秦始皇通过实践“五德终始说”等手段实现了自我神圣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终结乱世的救世主。张明扬认为,这种“合法性”往往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历代皇帝花了大把心思,大开脑洞想象、构建出来的。
比如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和家族资源的“布衣”,而他的对手项羽却是楚国贵族出身,如何把自己当皇帝说成天命所归是他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合法性焦虑。刘邦选择了制造政治神话,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母亲与赤龙梦中出轨所生;另一方面又打造了自己“三尺剑斩白蛇”的神话,而白蛇在当时正是秦帝国的象征,如此说来自己取秦而代之就成了天命所归。这么一套编造出来的合法性体系在张明扬看来只是脑洞大开的结果,显然是脆弱的,但在封建王朝巩固统治、稳定民心的时期又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正是所有王朝追求合法性所秉持的共同观点。
“女主政治”的绩效合法性
儒家经典《尚书·牧誓》曾以“牝鸡无晨”(母鸡不能报晓)讽喻女性不能掌权,后世又有汉武帝驾崩前以“主少母壮”为由刺死钩弋夫人,如此看来男权社会似乎容不下女主政治。然而张明扬却认为,这一政治观念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屡屡被打脸。据学者统计,中国古代临朝称制的女主达到了40人,为何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张明扬觉得女主政治背后应该存在着强大的政治逻辑。
在中国古代,女主出现的最直接原因往往是皇帝年纪小,需要有人帮皇帝摄政。中国政治精英们在不断试错中发现,大臣、王叔篡位夺权的可能性极大,只有太后(女主)才是最靠谱的。因为太后是皇帝的母亲,无论如何母亲自然是要维护亲生儿子的皇位的。在张明扬看来,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无论士大夫阶层如何出于男权价值观反感女性当权,最后都只好放任并支持40位女主的出现。”
除此之外,女主们在男权社会中往往更加节制,在政治生涯中也表现得更为励精图治。张明扬讲道:“在我们熟悉的女主中,其中不仅不乏‘大帝’级别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基本没有沦为底线以下的昏君、暴君这一级的。”女主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绩效合法性破除了“女性不适合搞政治”的污名化观念,缓解了“牝鸡无晨”的政治压力,女主的平均执政成绩甚至要高于男性皇帝。
脑洞大开是一个破案和求证的过程
历史是客观真实的,脑洞却是天马行空的,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概念如何才能结合在一起书写呢?王左中右认为,历史与脑洞的结合应该有两个基础。
首先是科学与人性,几千年以来,科学随着人类的探索不断进步,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如今的人们显然不再相信汉高祖刘邦是母亲与赤龙所生。与科学的进步不同,长久以来,人性却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孟子所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古人见到小孩掉在井里心生恻隐之心,现在的人同样会有恻隐之心。
除此之外的一个基础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历史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而是存在很多BUG。因为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粉饰和虚构是常常出现的。比如《史记》载,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羽与虞姬危急关头的私密话别,司马迁何以知道?这个过程中自然避免不了主观臆测。王左中右认为:“粉饰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就给我们的脑洞留下了空间。而打开脑洞的过程更像是一个破案和求证的过程,通过对科学的求证和人性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
如果张无忌当了皇帝
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尾声,张无忌堕入朱元璋的阴谋之中,放弃了明教教主和开国皇帝之位,从而成就了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如果将小说人物视为第一层虚构,张明扬则在此之上进行了第二层虚构,将虚构的人物放进虚构的历史——如果张无忌真的当了大明朝的皇帝会怎样呢?
在张明扬看来,张无忌当皇帝将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建国逻辑。作为皇帝,张无忌最大优势在于,他不仅带有明教教主的神圣光环,在合法性上得到了极大加成,而且得益于皇后赵敏作为蒙古郡主的身份,最大程度上接收了元帝国的政治遗产。而中国将复制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的模式,实现政教合一。虔诚的新明朝子民将全民信奉明教,背诵着“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的明教经文,全民白衣,不许喝酒吃肉,快乐长久地停滞在中世纪的神权之中。除此之外,张明扬还设计了另外一种模式——张无忌保留明教教主之位,朱元璋任皇帝,但他们始终要遵循的政治规矩是教权高于皇权。这个过程中,朱元璋仍然有机会通过暗中扶植宗教改革、再造一个新明教教会等手段,摧毁明教的神权帝国,彻底否定张无忌继承者的宗教合法性。
然而这样一套建国逻辑在张明扬看来是让人窒息的,“也只会让我们变成中世纪黑暗增强版的欧洲”。这样一次脑洞也证明了历史选择的正确性,在决定中国往何处去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正是朱元璋用他无畏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谋略拯救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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