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放学回来，郭慧芳需要给每一个孩子测体温。
放学后的孩子们会在托管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课后作业。
督促孩子们多喝水，也是托管老师的日常工作之一。
托管老师不仅仅是生活老师，也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孩子们的作业。
文/图 华声在线记者 李昆励
墙上的时钟指向下午1点50分，孩子们正在酣睡。郭慧芳和同事们在没有开灯的房间内做着准备：把洗好切好的水果摆在门口的小桌上，从柜子里拿出叠好的小红帽，把孩子们的水杯按班级姓名摆列好……
“铃铃……”下午2点，随着起床铃声和音乐的响起，孩子们寝室的灯一间间亮了，起床、穿衣、给低年级的女孩子扎头发，排队清点人数，一人一顶小红帽，然后组织孩子们有序地出门去学校。15分钟内，这一系列动作全部完成，托管校区内又变得静悄悄。
今年32岁的郭慧芳，还没有当母亲，却已经能够熟练地照顾学校里90多个孩子。
这个湘潭妹子，08年只身闯北京，“北漂”6年，经历了“蜗租”、职场不公、被房东赶出门等等各种心塞，2014年和老公抱着“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决心返湘创业。到今天，她负责的贝尔安亲课后托管北辰校区已经拥有7间文化教室，4间生活寝室，而她自己，也成了校区里覆盖一至五年级的90多位孩子的“托管妈妈”。
随着孩子们都被安全送到学校上课，郭慧芳和同事们也终于可以稍微休整一下。
“你们可以补个午休啊。”当记者提议时，郭慧芳笑了,“不可能啦!”“为什么?”“一年级的孩子3点就下课放学了，马上我们就要去接他们，回来就要开始辅导他们做课后作业呀!”
这是记者第一次体会到，“课后托管”不仅仅是“睡个午觉，吃餐饭”这么简单。
在北京时，郭慧芳干过翻译也当过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体验了一线城市在“托管培训”领域的先进理念与完善管理机制。
“刚回来的时候，我做了前期市场调查，发现和北京比，长沙很多课后托管真的就是‘家庭作坊’。为数不多的几个品牌托管，在课后辅导这块也存在教师资质的不足和短缺。”混乱的行业状况让郭慧芳更加坚定了要做专业课后托管的决心。
“其实最开始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什么情怀。”郭慧芳坦率地说，“既然看到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和发展空间，要做，就做好呀，不然为什么回来呢!”
自从托管学校从2016年1月开始营业至今，郭慧芳就没有在周末以外的时间睡过午觉。
从中午放学到下午上学，只有2个半小时，要组织孩子们有秩序地“放学—吃饭—就寝—起床—上学”，然后从3点开始至晚上8点，重复“放学—做作业—吃饭—课外辅导”的过程。“身累+心累”这是郭慧芳和同事们一致的感受。
“有的家长不理解，觉得这没什么，可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一对父母最多监管2个孩子，可我们面对的是90多个孩子，每个老师最少要负责5到10个孩子。”郭慧芳介绍，“既要管生活，也要抓学习，既是妈妈，也是老师，这才是托管教育最大的特点。”
对于未来托管行业的发展，郭慧芳给予了极大的期盼和肯定。“我回来已经3年了，这3年也是托管教育发展最快的3年，从原始的家庭式托管到现在的专业化管理，托管教育已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专业。这里面有市场发展的需求，也有国家政策的监管，不管怎样，这个行业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在她看来，这无疑是种进步。
而现在，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托管事业”，郭慧芳很明确地表示“会一直在这个领域发展下去。”而对于职业的期盼，她说出了所有从事托管教育行业者的心声：希望“托管妈妈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理解，能够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
下午3点半，一年级的孩子们在托管老师的带领下陆续回到托管中心，郭慧芳停下与记者的交谈，拿着体温计，站在门口给孩子们一个个地测体温，90多个孩子，她几乎记得每个人的名字。
洗手、吃点心、进教室做作业……这群平均年龄30岁的“妈妈”们，又开始了新的“育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