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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之王晋康
中国科幻小说界，
有这么一位
被认为与刘慈欣“并驾齐驱”的科幻作家，
无论从作品数量，
还是年龄来看，
他都能称得上中国科幻界的“老大哥”。
他就是被许多科幻迷
亲切地称为“老王”的王晋康。
王晋康在北京参加活动
王晋康曾开玩笑地说：
“在中国，
科幻作品在文学长廊里几乎没有一席之地，
我希望文学界把我们‘招安’进去。”
实际上，
王晋康作为作家和学者，
他的作品是厚重的、大气的，
不但在科幻界，
在整个当代文学中都有其独特价值。
只要你去读，
便能感觉到他妙趣横生的书写
所产生的巨大引力。
在中国科幻文学圈里，
王晋康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
他并不企图创制预言，
也不刻意追求“硬科技”。
历经上世纪80年代的“科幻浩劫”，
见证了90年代的科幻热潮，
他低调地偏居于河南一隅，
自嘲自己的作品
带着一股浓浓的“中国红薯味儿”。
却用描摹未来的笔
勾勒对中原这片土地的深情，
以富有思辨色彩和哲学意蕴的文字
反思人类与科技的图景。
凭着对科幻的一腔热血
和“闲不下来”的精气神儿，
笔耕不辍，
成为了中国科幻文学圈内产量最高的作家之一。
王晋康
：
当我们深情讴歌科学的光明时
也要时刻警惕科学背后的阴影
相比刘慈欣的名声，同为中国科幻文学扛鼎人物的王晋康不大为圈外人所熟知。已是古稀之年的他，常年“躬耕”于南阳，偏居一隅，却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迄今已创作科幻小说百余部，早在1997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北京国际科幻大会银河奖，还获得过全球华语星云奖“终身成就奖”，一共拿下了18座银河奖奖杯。
王晋康在科幻写作上是属于大器晚成型。45岁时,他因给10岁的儿子讲故事，才“误入”了科幻文坛，从上世纪90年代耕耘至今。他的作品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为科幻迷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世界的窗户，并引发人们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
日前，王晋康来到深圳图书馆，做客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晶报记者借此机会也专访了他。言谈之间，这位中国科幻界的“老大哥”十分谦虚朴实，于他而言，科幻作家不过是普通人中喜欢“踮起脚尖看未来”的一个群体。虽然相对于欧美，中国的科幻之路很长很远，但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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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书评》深度访谈
○ 罗婉
王晋康
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现为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协会员。曾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主要作品有《天父地母》《西奈噩梦》《七重外壳》《最后的爱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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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现在面临的
还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
+
Q
您对科幻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吗？
王晋康：我觉得小时候自己接触的还不是科幻，更多的是科学。有件事印象很深，当时在孩子们的心中大多是七彩的童话世界，直到有一天，大概是读初中的时候吧，我突然得知不同颜色的光只是电磁波频率的不同造成的，童话世界一下子裂成了干巴巴的物理定律。但另一方面，它虽然被定律化、数字化，但适用于整个宇宙。当时觉得原来大自然中存在着普适的、很简约、很优美的秩序！那时候虽然想不到很深，内心的震撼却很大。之后我就开始很爱看关于科学、科普的东西，科幻也看。
Q
您的作品中为什么涉及了很多生物学领域的知识？
王晋康：当时科学界已经有一个说法，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比如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基因工程，将北极鱼的抗冻基因移植到西红柿身上，就能培育出新的耐寒西红柿；把荧光水母发光基因移植到老鼠身上，就能变成发绿光的荧光老鼠。这些都是上帝的核心技术，却被人类破译了。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作品中自然就会多些关注。我作品中的生物题材较多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从生物学领域入手相对好写，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组织故事和打动读者。
Q
从1993年发表《亚当回归》到现在，科技也在不断地发展，您在作品的取材和风格上有什么变化吗？
王晋康：没有主动的变化。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像票友性质，是偶然的机缘让我闯入了文学创作圈。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不太一样，我常常说主流文学是“文学富翁”。他们已经把“写什么”玩到了极致，现在玩的是“怎么写”；而科幻文学现在面临的还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所以我倒没有特意地想去改变风格，怎么适合就怎么写。当然这么多年下来，风格也会有不太为人察觉的变化，比如少了一点年轻时的灵气，多了一点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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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对于科学的讴歌和反思一个都不能缺
Q
科幻写作离不开科学的基础，那您认为科幻与科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王晋康：科幻作品有时候是以科学为皮，有时候是以科学为骨。我的有些作品是把科学作为道具，比方说时间机器。我从不相信时间机器会存在，只要物理学框架没有革命性的突变，时间机器就不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中。但写小说的时候可以运用时间机器作为道具，因为它便于设置背景。但我的作品中在更多时候是把科学作为信仰的，如果我对某些概念很相信，我就愿意在作品里宣扬它。比如我相信人类DNA能传递人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欲望，因而在《生命之歌》中就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创作。
《生命之歌》
王晋康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11
Q
您的作品虽然是写科幻，但感觉更多是对于人性的拷问。
王晋康：对，科幻也是文学，文学即人学。还有，我觉得科幻作品对于科学的讴歌和反思，一个都不能缺。国内恰恰缺少这样的反思，在科学节目、科普节目中，往往对生物伦理的一些负面作用考虑得比较少。这种反思也是科幻文学的一个功能，提醒人们去注意这一点。比如在我的小说《豹人》中，科学家把少量猎豹基因植入了运动员谢豹飞的体内，那么他还是不是人？如果是，那么异类基因超过多少才不是人？这是今天人类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突破已经把这个问题摆到人类社会面前。
《豹人》
王晋康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6
Q
这种对于人类打破自然规律的反思在您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在《十字》里甚至表现出一种自然神论的“宗教情怀”。
王晋康：这种“宗教观”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观不一样。我不信神，不信上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宿命论，科学又重建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表面看来像是宗教情怀，但实际上只是对自然的敬畏。
《十字》
王晋康
重庆出版社
2009-1-1
Q
您曾认为，有五种很现实的灾难在严重威胁人类，分别是气候变化、淡水缺乏、超级病原体、有毒食物、未知灾难。灾难一是不可预知，二是不可控制，其实人类一直在努力预测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的未来，您的观点是否有些悲观？
王晋康：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助力人类解决这些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谁能保证，有了高科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定永远是良性的发展？至少100年前的科学就未能预料出为害数千万人的艾滋病毒，未能预料出影响全球的臭氧空洞。立足于今天的科学水平，至少中国的淡水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除非大规模减少人口和经济规模。所以，当我们深情讴歌科学的光明时，也要时刻警惕科学背后的阴影。我从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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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更偏重于哲理思辨
而不是技术细节
Q
对于科幻小说，有些人会更看重技术细节，认为只有科学家或者专业领域的人才能写好科幻小说。您也会在网上纠正自己以前小说中的一些“漏洞”,感觉您对技术细节也挺讲究的。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王晋康：理工科出身的人确实比较容易写硬科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偏爱理性思维，另一方面是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但这也并非绝对，像“80后”的科幻作家代表陈楸帆、宝树等，都不是理工科出身。
如果自己作品中出现一些技术硬伤，我确实会在网上进行纠正。总体来说，我的作品更偏重于哲理思辨，而不是技术细节。因为我毕竟没有生活在欧美，英文较差，相对来说在技术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劣势，于是就想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哲理思辨为主，最重要的还是对人性这方面的思考，科幻毕竟也是文学嘛。
Q
从上世纪90年代写到现在，科技在不断变化。您在写作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些新事物从当时的萌芽到现在的风靡全球，您对此有什么体会吗？
王晋康：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敏锐的。上世纪90年代，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和“深蓝”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棋王卡斯帕罗夫这两件事让我备受震撼，当时我就觉得世界要大变了，但我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工智能，如手写文字识别、语音识别都不好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却已如此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象征着人类智力水平的围棋比赛，人类已经被人工智能完败，今年柯洁在与AlphaGo对局时一度落泪，我看了心里也是百感交集。人类在电脑面前败下阵，那种无能为力、绝望以及沉痛，令我感触很深。在我1997年的作品《生命之歌》（电影剧本）中，就提前描述了人类在围棋领域的失败结局，失败的人类棋王悲壮地退出了棋坛。
克隆羊“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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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在文学之林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Q
科幻文学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虽然有一定的受众，但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对此您怎么看？
王晋康：以前确实是，但现在好多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科幻文学不被主流文学所看重，甚至被科普界一些人批判为“伪科学”，还是一位很有威望的科学家带头批判的。导致许多相关杂志全部停刊，《科幻世界》杂志是非常艰难地维持了下来。
Q
中国在当时基本还没有科幻作家这个概念吧？
王晋康：没有。那时全国只有一个发表的阵地——《科幻世界》，后来又出现了《科幻大王》和《世界科幻》。可惜的是，后两家科幻杂志又停刊了。那时候科幻不为社会所关注，无名无利，稿费很低，科幻作家都是靠爱好和热情写作。
当时大家基本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写作的只有星河、郑军。星河在北京属于合同作家，生活相对好一点，郑军那时候就相当艰难。好在我是一名工程师，不需要靠稿费生活。一般来说，主流文学家只要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奖项就会赢得极大的关注，而科幻作品长期处在社会、文学世界的边缘。后来还是因为《三体》在国外拿了奖才受到重视。
《科幻世界》杂志
Q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时，国内就掀起了一波科幻小说的浪潮，但发展至今是否形成了某些风格和特色？
王晋康：这一波科幻浪潮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复苏，到90年代中期有一个小高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年国内科幻的最大特点是新一代作家的出现，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新新生代”。相对于绿杨、我、何宏伟（何夕）、刘慈欣等人的传统科幻，他们更为现代化。
Q
文学普遍的作用就是追溯历史，反映现实，科幻作家可能更需要一些前瞻性。您觉得科幻作家在此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晋康：主流文学是“低头的文学”，它关注的是脚下，是人类的现在和过去；科幻文学是“抬头的文学”，它也关注脚下，但更关注天空，关注人类的未来。现代科技如此迅猛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我相信科幻文学在文学之林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关键是，在这个剧变的时代，未来和现在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
科幻作品最主要的功能既不是科普，也不是预言，它主要功能是愉悦读者，让大家有阅读的快乐，然后捎带着在潜移默化间普及一些科学知识，以及对科学的反思。刚才也说了，我年轻时对科学有非常灵敏的感觉，总是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共鸣，曾认为科学通体光明，后来知道光明的背后永远有阴影。我们讴歌科技进步，但也要时刻思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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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带着一股
“中国红薯味儿”
Q
在您这么多部作品里面，您个人最喜欢或者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王晋康：我的作品也有不同风格，不大好统一来比。个人较满意的，如短篇《生命之歌》、《养蜂人》，长篇《蚁生》。我满意的作品应该还有《天父地母》，这本书实际上是之前的几个短篇串起来的，好处就在于原来作为短篇时，不论在科幻构思还是人物和语言上，已经经过了充分的打磨，串在一块后，分量比较足。
《天父地母》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4月
Q
科幻虽是“舶来品”，我们却能在您的作品中看到许多本土的元素，比如在《类人》里，地球上仅有的三个类人工厂，2号工厂便是在西峡，这种设置与您南阳人的身份有关吗？您曾戏称您的作品里带着一股中国民族特性的“红薯味儿”，对此怎么理解？
王晋康：我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科幻中，应该是中国味儿最浓的作品之一了，我自嘲为“中国红薯味儿”（笑），这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类人》之所以这样构思，我是想通过西峡这个密集发现恐龙蛋的地方，营造出历史纵深感的艺术效果，也有意把河南不同地域的地理风貌和人文历史穿插进作品中。
作为一位工程师，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仅出于爱好，有点票友心态。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我开始科幻写作时，只是为了写我“个人之所欲言”，心中没有科幻与主流文学的籓篱之见，没有“科幻必须如何写”的定规，也没有经过对国外科幻作品的模仿阶段。再加上我写作科幻时已45岁了，与其他年轻作者相差至少一代。我是站在过去看未来，所以笔尖下流淌的自然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
《类人》
王晋康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6
Q
现在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王晋康：以前我每年大概是四篇到五篇短篇，并且每年都获奖，现在每天写个三四千字就觉得累了。我觉得现在灵感的获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Q
您有将作品变成影视作品的计划吗？
王晋康：我卖出去了几部影视版权，剩下的近百部作品全部打包给一个公司了，这个公司名字就来自于我的一部作品《水星播种》。他们在很努力地推，但现在还没有到开拍的程度。我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把“活着”三部曲完成（已出版了《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两部），完成了以后再说别的吧。
《逃出母宇宙》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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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邓晓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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