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个静谧的下午,有如昨日。
从范用先生家出来,在南小街那片胡同里,左拐右拐地穿行,去找“芳嘉园”,王世襄先生住3号。
我对畅安先生仰慕不已,范用先生是知道的。那天我告辞离去的时候,范用先生拿了一张王世襄的照片,不动声色地说,麻烦你顺路把照片给王世襄带去。然后就指点我路径。
两家其实不远,一路走来,巷子里几乎遇不到什么人,倒是那些老宅院里的树,枝丫疏斜,光影摇晃着布满街巷。我心里还嘀咕:别不在家呀。
等到了王世襄家,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来的,应该是范用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茶已经沏好,也没有寒暄,就如老友相聚,天南地北地聊天。屋里光线其实挺暗的,斯时,他的那些宝贝家具还都在家住着,我也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蛐蛐罐。王世襄先生又上了回天花板,递下两只蛐蛐罐来,天花板上垛的都是家具,拆开了,打了捆,都是《明式家具珍赏》里著录过的。
和王世襄聊天与跟范用先生聊天很不一样,如鱼入水,一点压力没有。范用先生内心其实很柔软,但是平日里看上去很严肃,也不大说闲话,又是大出版家,我们的老“老板”,说实话我多少有点怕他。他有心介绍我认识王世襄,可是却不明说,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了他这种内敛的热情,甚至多少带一点幽默。也许这就是他的风格吧。三联恢复建制的时候,杨进给他当秘书。杨进说范用给了他一张《北京市街巷详图》,常常是给他个地址,地图上指给他看了,让他去找某某老先生。杨进就骑了自行车,整天串胡同。现在说,那可都是文化大家。三联一部部隽永的书稿,就是在这样一条条胡同里汇流而来。
王世襄花数年时间纂集《蟋蟀谱集成》,蕤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书成,又写《秋虫六忆》以为附录,实则是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到了文化史的视野当中,而此前斗蟋蟀是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的,难入文化殿堂。
畅安先生所写“六忆”,乃是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斗蟋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唯一能打通社会阶层,从贩夫走卒到王公贵族,成为上下一致的一项爱好,《秋虫六忆》事涉当日人物、习俗、制度,乃至玩家心理,所述极其传神,古今描写秋虫之乐,迨无出其右者,实为妙文。我当日正痴迷蟋蟀,读之大快,言谈中不免忘形,先生不以为忤,谈及当年养狗、斗虫趣事,亦眉飞色舞,灿烂如少年,全然不似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正因如此,蒙先生不弃,允为忘年之交。此后每至北京,总抽空至畅安先生府上拜望、畅谈,先生每至秋时,也必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奇异的好蛐蛐。
坦率地说,初读《蟋蟀谱集成》时,我竟读不懂。倒不是文字有障碍,是因为各家所云不一致之处甚多,与现实不合之处也甚多,越看越糊涂,究竟谁说得对呢?此中问题我也曾面询畅安先生,畅安先生有能解答的,也有难以解答的,我就提议先生能不能做一个“评注本”或是“眉批本”,给爱好者提供一个通晓的蟋蟀谱文本。先生当日整理“鸽经”正忙,又有数项写作计划准备着手,实无暇顾及,却嘱我:你有此心,又真心喜欢,所提问题有些我也没想过,倘假以时日,能处处留心,你可以做做此事。我心知无力承担,不敢应承。王世襄先生却举当年朱启钤委托《髹饰录》之事,朱桂老于日本得见孤本《髹饰录》,复制带归,但却无人能懂,遂嘱其设法释读,当日他也是如读天书,此后潜心研究历二十年,终于完成；蟋蟀谱没多复杂,假以时日,只要上心,没有解读不了的东西,洞察力是在日积月累的积累当中不知不觉具备的,当你有一天能够居高临下看清蟋蟀谱的时候,你就读通了。文化无大小,题目不怕小,每人都能做好自己关心的一个问题,足矣。
得此鼓励,余虽愚钝,虽觉无处用力,但也真是处处留心。其间又结识济南斗蟋名家柏良先生,交往数年,允为弟子。柏良先生玩虫一生,交游广泛,豪气干云,知我有求知之心,亦常常加以敦促、鞭策；加之我多年前与济南蛩家、名老中医孙谦大夫亦结忘年之交,得窥中医文化冰山一角,获益良多。本来我个人即喜读杂书,虽无所用心,但也渐能明白见微知著、打通诸学科交通之重要,实因社会生活乃一整体,无论思想史还是社会一时风尚,皆有社会生活史的基壤,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认识和作为,都必须回到其当日的生活情境,乃至当日气候、饮食。
数年间,王世襄先生曾打过两通电话,询问蟋蟀谱研读进境。当时我还未通,只能直言相告,并以具体问题询之。先生曾托我在山东帮忙寻访观赏鸽,我寻到过几尾,但非稀见品种,先生都有了,也没能帮上忙。后,先生住院,再无缘得见矣。
十数年后我读《黄帝内经》,豁然开朗,竟于蟋蟀谱的诸多问题忽然明了,心下大畅,遂以畅安先生《蟋蟀谱集成》为底本,另补入济南地方谱两种,得十九章,完成《蟋蟀古谱评注》,将我多年前的诸多疑惑一一解开,交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畅安先生却先此数年归隐道山矣。
由于点评蟋蟀古谱,必得跟着古谱内容走,深受古谱内容的限制,加之眉批式体例又不可能长篇大论,大受束缚,难以酣畅淋漓,此后又撰写了《解读蟋蟀》,试图对大自然影响蟋蟀的气候因素做一些陈述,解读蟋蟀玄机的深层机理；在编著《中华蛩家斗蟋精要》以及写作这两本书前后数年这个过程中,因为反复读谱,对历代斗蟋习俗之不同,尤其是背后所存问题、气候变迁与蟋蟀谱空白期的关系,都有了一些认识。
有关斗蟋习俗,史料中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零零散散,云山雾罩,反而属于神龙见尾不见首,早期的史料甚是稀见。自南宋社会上出现斗蟋活动以来,斗蟋活动一直比较边缘化,故传统文人、史家皆不正眼视之,故而从无相关专史。到清初,玩家已经说不清楚斗蟋习俗的来龙去脉了,诸多传说夹杂了过多的伪史料而令人难辨真伪。时至今日,有关历代斗蟋活动,浮夸风气甚重,而对关键节点和问题反无人关注。
好在早年曾于台湾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美籍史学家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等著述中习得史料活用之法,遂于有处求之,无处求之,居然心中对斗蟋史也能敷衍出大致的脉络和相应的解释。
以今日眼光,蟋蟀品种的优劣变化、斗蟋习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其实正可以视为社会生活史的一部分,遂不揣简陋,勉力成章,草成《斗蟋小史》,虽距完善相去甚远,亦留有诸多疑问尚需解决。此书成,也基本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多年之前,我从未想过能写这样一本书,也算无心插柳之作,但静心想来,却和前辈们的嘉许、鼓励有关,也和长期以来相交往的虫友们不断讨论、争辩有关,终归是没有辜负这份人生际遇,也算不负王世襄先生之期许,不负柏良先生以及身边诸师友之鞭策,了却了当年心中之诺言。
(本文作者新书《斗蟋小史》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之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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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骁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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