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刚过没几天，秋意渐浓，风凉如水。酷暑中殚于外出，此时正是阅肆的好时节，偶于周末在某肆见清人制笺一册，甫一翻开就看见清人所制角花笺，未经使用，不禁感叹眼福不浅。回顾十余年间，经眼明清人用笺数以千计，角花一类，晚近多印花卉图案，以符“角花”之名。实在当其鼎盛时，多为拱花、饾版套印的博古花果虫鸟图案。近代学者徐珂（1869—1928）辑录《清稗类钞·物品类》内“角花笺”一条对此有简明介绍：
于笺下方之左端，图以诸花，谓之角花笺，又曰押角笺。嘉庆时，怡亲王所制形形色色，花样极新。最美观者一种，图古鼎八，横欹倒置，色异形殊，小如豆，大不盈指。且占地不及寸。光绪时，京师琉璃厂纸肆犹有存者，然不易购也。
徐氏在其《闻见日抄》中论“帖柬之式”时，也顺带提到“清之中叶，某邸所制角花笺，花亦有隆起者”，应该就是指怡王府。怡亲王始封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第一代为雍正十三弟胤祥（1686—1730），其子弘晓（1722—1778）构乐善堂、明善堂，以收藏见称于世。到了第六代载垣（1816—1861），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在“辛酉政变”中落败，被褫官赐死，由族弟载敦袭爵。怡府藏品开始流散，藏书为潘祖荫、翁同龢、朱学勤等所得，文玩也陆续流散入市肆。
徐氏记述怡府角花笺时，侧重于饾版套印，花色精雅。较之略晚的瞿兑之（1894—1973）《杶庐所闻录》（图01）内《信笺》一文也专门谈到此笺，侧重点稍有不同：
乾隆中，怡王府制角花笺，压花于纸之左下角，套板着色，雅澹精妍，得者宝之。光绪中，怡府出数十箱，归琉璃厂。一时京外士大夫争先分购，不久遂罄。余犹及藏数枚，其纸黯然有古色，而能食墨。近年纸店仿制不能佳，惟福建邵君幼实托清秘阁所制为精也。
图01
于饾版套色之外，瞿氏更言及“压花”，显然包含拱花工艺，即其有所谓“花亦有隆起者”的效果也。瞿兑之《燕都览古诗话》中又有诗云“玉几金床终不免，角花犹辨剡藤香”，就是说明善堂藏书外，“怡府角花笺为光绪中朝士所重，怡邸在东四牌楼头条胡同”。与其《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中“明善书藏堆玉锦，瑶华名迹韵缣缃（自注：怡王府藏书称明善堂，今惟知贵其角花笺。瑶华道人画出士大夫上。）”前后呼应。
清末民初，以收藏明清书札著名、“晚晴四大藏书家”之丁氏后人丁辅之（1879—1949，名仁）的父亲丁立诚（1850—1912）曾作《角花笺歌》（见《晚晴簃诗汇》卷170）：
金花半角玉版方，曾沐纯庙题奎章。浙江疆臣拜手献，楮先生侍南书房。是时遭际重台阁，征士联吟尽鸿博。吾杭杭厉本乡亲，如凤之翎麟之角。百四十年时不同，流落燕台花市中。世情莫叹薄如此，幸有同声片楮通。我昔相遇琉璃厂，短幅长笺两心赏。携归同社赠新诗，首唱铁花老词长。先生先世尤可详，晋有蚕茧唐硬黄。百金不许市一纸，江南供奉澄心堂。碧云春树好颜色，红染桃花艳芳泽。终古家声重洛阳，白州刺史高华职。有明繁盛宣德年，远族更有侧理笺。二林家宝不敢秘，亦拜天家赐锦鲜。先生之风无瑕净，老去红颜花掩映。愿花常好楮国春，我尚依依桑梓敬。清平四海万千秋，来助人修五凤楼。新翻花样马一角，快写吉语羊千头。
全诗虽以“角花笺”为题，却侧重于对纸的赞叹，反而疏于印花技术的描述。其实，一入民国，怡府角花笺早已十分罕见。朱家溍为其父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图02）编《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中，将“怡王府制角花笺五种三十四张”，列于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乾隆梅花玉版笺与乾隆罗纹笺之间，无疑把它视为乾隆间产物。熟于诗婢家笺的成都籍学者曾克耑（1900—1976）《题彬甫怡府角花笺》（《颂橘庐诗存》卷20）诗二首，字里行间，不免诧为异宝：
南朝宫纸女儿肤，张季曾嗟世已无。忽睹花笺怡府样，马鸣失喜一惊呼。
儿时家住锦江滨，十样蛮笺触手新。朱邸青楼俱寂寞，摩挲茧纸独伤神。
图02
由此可证，彼时怡府角花笺已稀如星凤。瞿兑之所得为数已不多，据他说朱文钧的好友邵继全（1878—1933，字幼实）更委托琉璃厂的清秘阁仿制怡府笺，角花一侧均有“清秘”朱记。
近年研究明清花笺著作中，自以梁颖《说笺》（增订本）为最，其第二章《套印、拱花与砑光》讨论饾版、拱花笺时，未引入“角花笺”这一名称，更未谈及怡府角花笺。所举例证如图十一“康熙时严绳孙”（1623—1702）用鹤鸣斋制笺，拱花、饾版套印的痕迹赫然，而博古花纹位于笺纸中央，尚不具备怡府印花“于笺下方之左端”的特征。图十二“嘉庆时孙毓汶手札”（致念公）所用笺，花纹在左下角，纸作牙色，并无斋号之属，和图十三“清末民初丁传靖诗笺”（图03）相似，符合怡府角花笺的特点。不过，孙毓汶（1833—1899）并非嘉庆时人，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中进士已是咸丰六年（1856），与翁同龢同榜。所以，他使用角花笺的时间，实际上与丁传靖（1870—1930）并没那么悬殊。
图03
在梁颖的《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中，除上引孙毓汶札外，另有致念初（与念公为同一人）信札一通，是两页图案相同的角花笺（图04）。同书中还有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致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诗笺一通两页，本身花样不同。巧合的是，沈氏第一页的花样与孙氏致念初一札两页完全相同。更有令人意外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收藏的谭献（1832—1901）《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沈景修（1835—1899）有一通用角花笺，两页里第二页（图05）的花样，与沈、孙所用竟也相同。另见民国十四年袁克文书诗笺，亦用此笺（图06）。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八著录《沈景修楷书册》（拱花笺本。凡十一帧，每帧高八寸一分，阔九寸四分。附尺牍一通，水红笺本，二帧，毎帧高八寸一分阔八寸八分），沈氏在尺牍中提到“拙书册页十一纸，杂临晋唐小楷（此拱花笺，玉珊同年寄来。据云从前内府所造，极名贵，惜少一叶，未成全璧）。”张鸣珂（1829—1908，字玉珊）赠沈景修的拱花笺，很可能与其致谭献所用角花笺同为怡府之物。
图04
图05
图06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第四家张荫桓两通十四页均为角花笺，分两种图案，内中五页（p.21、22、24、25、26）的花样（图07）与孙毓汶致念公一通两页（图08）相同。同书内樊增祥（1846—1931）两通四页（p.1009-1010、1016-1017）所用角花笺中，也有三种花样（图09）。从不止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段（清光绪）、不同地区使用相同花样的角花笺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批笺纸应该就是前文瞿兑之所言集中流散入市的怡府角花笺。
图07
08
09
光绪年间，怡府角花笺大量流出，故尚有人将它用于书写，实现其实用功能。民国以后，随着存世量的锐减，收藏家获得空白角花笺，往往视为珍玩，不舍得使用。叶恭绰（1881—1968）早年曾获得一宗，后转赠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上海图书馆藏叶氏致吴湖帆书札第九十二通（见《历史文献》第13辑《遐庵书札·续二》）云：
前属题角花笺，久搁案头，兹匆匆题就奉上，聊以纪事而已。原附角花笺并附上，此一批文玩经此一来，遂永不叙用，正老氏所谓无用之用，盖一用即失其价值矣。
表达得正是上面这层意思。他在《遐庵谈艺录》对这批角花笺，有颇为详细记录：
清代嘉、道间，宗室定王后裔别号行有恒堂，有文采，而好精制各小物品。对纸、笔、笺、扇、砚、陶磁用具，无不精雅绝伦。二十年前，流出市上者颇多。余亦收得不少。尤其所制角花笺，纸质既佳，而所印角花图案既工巧，色泽复淡雅，得者皆不忍轻用。余二三十岁时，尚易收集，转瞬即罕见矣。
偶收得一全套，用楠木匣，分为七层。底层较大，上以次递小，如宝塔然。每层，皆五六十张不等。为叶更端所得，徐树铭为之题识。每层均有人题咏。余以之赠吴湖帆，沪上惊为诧见。嗣后，京、津、沪仿制者纷纷，而原制遂绝踪迹矣。
郑逸梅在《叶恭绰的收藏》一文中，曾专门引述这段内容。只是叶恭绰将角花笺，认定为定亲王府行有恒堂之物，与徐珂、朱文钧、瞿兑之等人一致认为是怡府之物有所差别。但想必他言之有据，毕竟存放角花笺的七层楠木匣，经清末成都人叶大起收藏，徐树铭（1824—1900）题识，很大的可能是匣子为定王府遗物。至于角花笺是定府所制？还是怡府所赠？而今难以确定。殆怡王府之外，别的亲王府如成王府也曾制拱花笺，郑振铎《访笺杂记》里说它“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因此不能排除定王府制角花笺的可能性。
吴湖帆藏角花笺数百页，最终用于书画者并不多。苏州吴门拍卖2015年秋拍“吴风盛祺”专场第0245号“叶恭绰赠吴湖帆乾隆饾版拱花水印角花笺”四页、四种花样（图10），两种与张荫桓所用二种完全一样。另一种螳螂海棠，也见于中国嘉德2016年春拍古籍善本专场第2237号“乾隆怡王府角花笺等”一批中。嘉德上拍这一宗，除乾隆怡王府角花笺十二种十七页外，还有民国九华宝记、北平清秘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等仿制者（图11）。据我所见，近代尚有中华书局、朵云轩、荣宝斋、九华堂等，都曾仿制过怡府角花笺。王宗光《怡王府拱花笺在荣宝斋》（见其《木版水印》一书）就说：
荣宝斋印刷《怡王府拱花笺》，包括两种斗方诗笺，选用奏本纸印成；两种暗格八行信笺，用两层粉连托成的宣纸印成。每种均为四幅画，或为博古图，或为花卉画，分别装入槟榔笺糊成的纸盒中。其中两种斗方诗笺，每盒二十张，当时售价银币一元。琉璃厂在那时有的古玩店从荣宝斋买去，改为一元一张，当做怡王府旧制出售。
图10
图11
可见，当年近代仿制品的价格约为怡府制笺的二十分之一。而这些仿制品的出现，给怡府角花笺的鉴定带来不少困难，袁芳荣《古书犀烛记·笺纸收藏》一文中就已言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吴湖帆家中本就有怡府角花笺。据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一日，吴大澂罢官离开湖南长沙前，王先谦到巡抚衙门送别，曾作一诗，并称“愙斋中丞同年既奉回籍之旨，有诗垂示，奉和一章，公命以怡府角花笺写之”，此墨迹当时仍存吴家。
吴湖帆曾将角花笺装入碑帖中，如吴氏所藏金农本《隋常丑奴墓志》册后就有四页、两种花样的角花笺。前两页为1925年起吴郁生、褚德彝、罗振玉、潘承谋、朱祖谋、叶恭绰、董康、陈承修、郑孝胥等十七人的题记（图12），后两页分别为张茂炯、潘承谋题《丑奴儿》词（图13）。他与叶恭绰的相识在1928年，则此处所用笺，必非叶氏所赠。
图12
图13
至于以角花笺作画，并非始于吴湖帆，他的老师陆恢（1851—1920）就已有之。上海驰翰2010年秋拍中有其用饾版角花笺作仿古山水册九开。吴湖帆用笺作画，主要集中在建国以后。198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吴湖帆画集》中，收录角花笺斗方十四页。从最早1953年冬所作《北极冰山》（图14），到最晚1960年春所作《松溪仙隐》，时间跨越达八年之久。其中，尤以1954年所作最多，计有《山倚云起》《石壁过云》《小米云山》《潇湘夜雨》《黄茅小景》《苍松竞秀》《江深草阁》《秋山图》《溪山萧寺》《寒林云壑》《夕阳烟岫》十一帧，最后剩下《洞壑奔泉》一帧作于1956年。吴氏《夕阳烟岫》所用角花笺（图15），花样与光绪间张荫桓（图07-1）、孙毓汶（图08-1～2）所用及吴门秋拍中左下角一页相同。《北极冰山》《石壁过云》《江深草阁》（图16）用笺，花样与樊增祥（图09-1）所用相同。若此十四页笺纸，均是叶恭绰所赠，似可推定，所谓定王府行有恒堂制笺，当系叶氏误会。
图14
图15
图16
目前对于拱花、饾版套印角花笺的看法，通常认为是乾嘉时期由财力雄厚、追求雅致而不惜工本的怡亲王府创制，至光绪间流散市肆，方才出现使用的高潮期。然而，也有因角花笺之精美，将它认定为时间更为久远的明代之物。记得七八年前，曾在沪上见湖北李哲明《自然室藏朋旧唱酬偶存》一册，内有张鸿翊（汤用彤岳父）、周贞亮、吴怀清等人诗笺，统一黏贴于“江汉学堂笔记”红方格册子上。江汉学堂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北京官同乡在京师宣武门外湖北会馆设立的，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十一岁时随父亲入京，一度就读于此。周贞亮诗题为《送汤济武同年出都游学东洋》，汤化龙（1874—181）留学日本是1915年事，则诗册之装成约在民国初年。此册首页为写于角花笺上的一阕词，作者署名“轼”（图17），花样与张荫桓、孙毓汶、袁克文三家相同，然其附注称：
中伏甫过，阴雨欲秋，寂处无聊，连得惠缄，顿有离群之感。检放翁《双头莲》一调，与起句合拍，因率称之。取旧藏明宫人小花笺书寄吟坛，乞再削正。轼初稿。
不由让人想起1943年五月《古今》半月刊第23期上，曾刊登瞿兑之《说笺》里有段小说家言：
怡王府角花笺，钩填精致，世人咸所艳称，故仿制能乱真者极多。吴趼人小说云“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八寸见方的玉版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老者道：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问他价钱。老者道：别的东西有个要价还价，这个纸是五分银子一张。小号收来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张，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张了。”虽极力揶揄北京南纸店之习气。惟觉纸质作牙黄色，落墨能渗入，乃诚为珍品也。
瞿氏引用吴沃尧（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人京师》中，描绘主人公在琉璃厂松竹斋买文房用品的经过，无非是想证明怡府角花笺之珍贵。而原书这段文字前，老者一开头便说“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将角花笺的时代上溯到了明初永乐年间，一下子提前了数百年。该小说创作于1902—1907年间，作者或许对角花笺的罕见有所风闻，于是将之附会称明代的“永乐笺”，力求更强烈的讽刺效果。李哲明的朋友或许正好是小说的读者，用此笺时不免郑重其事，却不知自己所用的“明宫人小花笺”，可能是清代怡王府的角花笺。
图17
于笺下方之左端，图以诸花，谓之角花笺，又曰押角笺。嘉庆时，怡亲王所制形形色色，花样极新。最美观者一种，图古鼎八，横欹倒置，色异形殊，小如豆，大不盈指。且占地不及寸。光绪时，京师琉璃厂纸肆犹有存者，然不易购也。
徐氏在其《闻见日抄》中论“帖柬之式”时，也顺带提到“清之中叶，某邸所制角花笺，花亦有隆起者”，应该就是指怡王府。怡亲王始封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第一代为雍正十三弟胤祥（1686—1730），其子弘晓（1722—1778）构乐善堂、明善堂，以收藏见称于世。到了第六代载垣（1816—1861），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在“辛酉政变”中落败，被褫官赐死，由族弟载敦袭爵。怡府藏品开始流散，藏书为潘祖荫、翁同龢、朱学勤等所得，文玩也陆续流散入市肆。
徐氏记述怡府角花笺时，侧重于饾版套印，花色精雅。较之略晚的瞿兑之（1894—1973）《杶庐所闻录》（图01）内《信笺》一文也专门谈到此笺，侧重点稍有不同：
乾隆中，怡王府制角花笺，压花于纸之左下角，套板着色，雅澹精妍，得者宝之。光绪中，怡府出数十箱，归琉璃厂。一时京外士大夫争先分购，不久遂罄。余犹及藏数枚，其纸黯然有古色，而能食墨。近年纸店仿制不能佳，惟福建邵君幼实托清秘阁所制为精也。
于饾版套色之外，瞿氏更言及“压花”，显然包含拱花工艺，即其有所谓“花亦有隆起者”的效果也。瞿兑之《燕都览古诗话》中又有诗云“玉几金床终不免，角花犹辨剡藤香”，就是说明善堂藏书外，“怡府角花笺为光绪中朝士所重，怡邸在东四牌楼头条胡同”。与其《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中“明善书藏堆玉锦，瑶华名迹韵缣缃（自注：怡王府藏书称明善堂，今惟知贵其角花笺。瑶华道人画出士大夫上。）”前后呼应。
清末民初，以收藏明清书札著名、“晚晴四大藏书家”之丁氏后人丁辅之（1879—1949，名仁）的父亲丁立诚（1850—1912）曾作《角花笺歌》（见《晚晴簃诗汇》卷170）：
金花半角玉版方，曾沐纯庙题奎章。浙江疆臣拜手献，楮先生侍南书房。是时遭际重台阁，征士联吟尽鸿博。吾杭杭厉本乡亲，如凤之翎麟之角。百四十年时不同，流落燕台花市中。世情莫叹薄如此，幸有同声片楮通。我昔相遇琉璃厂，短幅长笺两心赏。携归同社赠新诗，首唱铁花老词长。先生先世尤可详，晋有蚕茧唐硬黄。百金不许市一纸，江南供奉澄心堂。碧云春树好颜色，红染桃花艳芳泽。终古家声重洛阳，白州刺史高华职。有明繁盛宣德年，远族更有侧理笺。二林家宝不敢秘，亦拜天家赐锦鲜。先生之风无瑕净，老去红颜花掩映。愿花常好楮国春，我尚依依桑梓敬。清平四海万千秋，来助人修五凤楼。新翻花样马一角，快写吉语羊千头。
全诗虽以“角花笺”为题，却侧重于对纸的赞叹，反而疏于印花技术的描述。其实，一入民国，怡府角花笺早已十分罕见。朱家溍为其父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图02）编《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中，将“怡王府制角花笺五种三十四张”，列于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乾隆梅花玉版笺与乾隆罗纹笺之间，无疑把它视为乾隆间产物。熟于诗婢家笺的成都籍学者曾克耑（1900—1976）《题彬甫怡府角花笺》（《颂橘庐诗存》卷20）诗二首，字里行间，不免诧为异宝：
南朝宫纸女儿肤，张季曾嗟世已无。忽睹花笺怡府样，马鸣失喜一惊呼。
儿时家住锦江滨，十样蛮笺触手新。朱邸青楼俱寂寞，摩挲茧纸独伤神。
由此可证，彼时怡府角花笺已稀如星凤。瞿兑之所得为数已不多，据他说朱文钧的好友邵继全（1878—1933，字幼实）更委托琉璃厂的清秘阁仿制怡府笺，角花一侧均有“清秘”朱记。
近年研究明清花笺著作中，自以梁颖《说笺》（增订本）为最，其第二章《套印、拱花与砑光》讨论饾版、拱花笺时，未引入“角花笺”这一名称，更未谈及怡府角花笺。所举例证如图十一“康熙时严绳孙”（1623—1702）用鹤鸣斋制笺，拱花、饾版套印的痕迹赫然，而博古花纹位于笺纸中央，尚不具备怡府印花“于笺下方之左端”的特征。图十二“嘉庆时孙毓汶手札”（致念公）所用笺，花纹在左下角，纸作牙色，并无斋号之属，和图十三“清末民初丁传靖诗笺”（图03）相似，符合怡府角花笺的特点。不过，孙毓汶（1833—1899）并非嘉庆时人，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中进士已是咸丰六年（1856），与翁同龢同榜。所以，他使用角花笺的时间，实际上与丁传靖（1870—1930）并没那么悬殊。
在梁颖的《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中，除上引孙毓汶札外，另有致念初（与念公为同一人）信札一通，是两页图案相同的角花笺（图04）。同书中还有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致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诗笺一通两页，本身花样不同。巧合的是，沈氏第一页的花样与孙氏致念初一札两页完全相同。更有令人意外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收藏的谭献（1832—1901）《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沈景修（1835—1899）有一通用角花笺，两页里第二页（图05）的花样，与沈、孙所用竟也相同。另见民国十四年袁克文书诗笺，亦用此笺（图06）。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八著录《沈景修楷书册》（拱花笺本。凡十一帧，每帧高八寸一分，阔九寸四分。附尺牍一通，水红笺本，二帧，毎帧高八寸一分阔八寸八分），沈氏在尺牍中提到“拙书册页十一纸，杂临晋唐小楷（此拱花笺，玉珊同年寄来。据云从前内府所造，极名贵，惜少一叶，未成全璧）。”张鸣珂（1829—1908，字玉珊）赠沈景修的拱花笺，很可能与其致谭献所用角花笺同为怡府之物。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第四家张荫桓两通十四页均为角花笺，分两种图案，内中五页（p.21、22、24、25、26）的花样（图07）与孙毓汶致念公一通两页（图08）相同。同书内樊增祥（1846—1931）两通四页（p.1009-1010、1016-1017）所用角花笺中，也有三种花样（图09）。从不止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段（清光绪）、不同地区使用相同花样的角花笺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批笺纸应该就是前文瞿兑之所言集中流散入市的怡府角花笺。
光绪年间，怡府角花笺大量流出，故尚有人将它用于书写，实现其实用功能。民国以后，随着存世量的锐减，收藏家获得空白角花笺，往往视为珍玩，不舍得使用。叶恭绰（1881—1968）早年曾获得一宗，后转赠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上海图书馆藏叶氏致吴湖帆书札第九十二通（见《历史文献》第13辑《遐庵书札·续二》）云：
前属题角花笺，久搁案头，兹匆匆题就奉上，聊以纪事而已。原附角花笺并附上，此一批文玩经此一来，遂永不叙用，正老氏所谓无用之用，盖一用即失其价值矣。
表达得正是上面这层意思。他在《遐庵谈艺录》对这批角花笺，有颇为详细记录：
清代嘉、道间，宗室定王后裔别号行有恒堂，有文采，而好精制各小物品。对纸、笔、笺、扇、砚、陶磁用具，无不精雅绝伦。二十年前，流出市上者颇多。余亦收得不少。尤其所制角花笺，纸质既佳，而所印角花图案既工巧，色泽复淡雅，得者皆不忍轻用。余二三十岁时，尚易收集，转瞬即罕见矣。
偶收得一全套，用楠木匣，分为七层。底层较大，上以次递小，如宝塔然。每层，皆五六十张不等。为叶更端所得，徐树铭为之题识。每层均有人题咏。余以之赠吴湖帆，沪上惊为诧见。嗣后，京、津、沪仿制者纷纷，而原制遂绝踪迹矣。
郑逸梅在《叶恭绰的收藏》一文中，曾专门引述这段内容。只是叶恭绰将角花笺，认定为定亲王府行有恒堂之物，与徐珂、朱文钧、瞿兑之等人一致认为是怡府之物有所差别。但想必他言之有据，毕竟存放角花笺的七层楠木匣，经清末成都人叶大起收藏，徐树铭（1824—1900）题识，很大的可能是匣子为定王府遗物。至于角花笺是定府所制？还是怡府所赠？而今难以确定。殆怡王府之外，别的亲王府如成王府也曾制拱花笺，郑振铎《访笺杂记》里说它“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因此不能排除定王府制角花笺的可能性。
吴湖帆藏角花笺数百页，最终用于书画者并不多。苏州吴门拍卖2015年秋拍“吴风盛祺”专场第0245号“叶恭绰赠吴湖帆乾隆饾版拱花水印角花笺”四页、四种花样（图10），两种与张荫桓所用二种完全一样。另一种螳螂海棠，也见于中国嘉德2016年春拍古籍善本专场第2237号“乾隆怡王府角花笺等”一批中。嘉德上拍这一宗，除乾隆怡王府角花笺十二种十七页外，还有民国九华宝记、北平清秘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等仿制者（图11）。据我所见，近代尚有中华书局、朵云轩、荣宝斋、九华堂等，都曾仿制过怡府角花笺。王宗光《怡王府拱花笺在荣宝斋》（见其《木版水印》一书）就说：
荣宝斋印刷《怡王府拱花笺》，包括两种斗方诗笺，选用奏本纸印成；两种暗格八行信笺，用两层粉连托成的宣纸印成。每种均为四幅画，或为博古图，或为花卉画，分别装入槟榔笺糊成的纸盒中。其中两种斗方诗笺，每盒二十张，当时售价银币一元。琉璃厂在那时有的古玩店从荣宝斋买去，改为一元一张，当做怡王府旧制出售。
可见，当年近代仿制品的价格约为怡府制笺的二十分之一。而这些仿制品的出现，给怡府角花笺的鉴定带来不少困难，袁芳荣《古书犀烛记·笺纸收藏》一文中就已言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吴湖帆家中本就有怡府角花笺。据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一日，吴大澂罢官离开湖南长沙前，王先谦到巡抚衙门送别，曾作一诗，并称“愙斋中丞同年既奉回籍之旨，有诗垂示，奉和一章，公命以怡府角花笺写之”，此墨迹当时仍存吴家。
吴湖帆曾将角花笺装入碑帖中，如吴氏所藏金农本《隋常丑奴墓志》册后就有四页、两种花样的角花笺。前两页为1925年起吴郁生、褚德彝、罗振玉、潘承谋、朱祖谋、叶恭绰、董康、陈承修、郑孝胥等十七人的题记（图12），后两页分别为张茂炯、潘承谋题《丑奴儿》词（图13）。他与叶恭绰的相识在1928年，则此处所用笺，必非叶氏所赠。
至于以角花笺作画，并非始于吴湖帆，他的老师陆恢（1851—1920）就已有之。上海驰翰2010年秋拍中有其用饾版角花笺作仿古山水册九开。吴湖帆用笺作画，主要集中在建国以后。198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吴湖帆画集》中，收录角花笺斗方十四页。从最早1953年冬所作《北极冰山》（图14），到最晚1960年春所作《松溪仙隐》，时间跨越达八年之久。其中，尤以1954年所作最多，计有《山倚云起》《石壁过云》《小米云山》《潇湘夜雨》《黄茅小景》《苍松竞秀》《江深草阁》《秋山图》《溪山萧寺》《寒林云壑》《夕阳烟岫》十一帧，最后剩下《洞壑奔泉》一帧作于1956年。吴氏《夕阳烟岫》所用角花笺（图15），花样与光绪间张荫桓（图07-1）、孙毓汶（图08-1～2）所用及吴门秋拍中左下角一页相同。《北极冰山》《石壁过云》《江深草阁》（图16）用笺，花样与樊增祥（图09-1）所用相同。若此十四页笺纸，均是叶恭绰所赠，似可推定，所谓定王府行有恒堂制笺，当系叶氏误会。
目前对于拱花、饾版套印角花笺的看法，通常认为是乾嘉时期由财力雄厚、追求雅致而不惜工本的怡亲王府创制，至光绪间流散市肆，方才出现使用的高潮期。然而，也有因角花笺之精美，将它认定为时间更为久远的明代之物。记得七八年前，曾在沪上见湖北李哲明《自然室藏朋旧唱酬偶存》一册，内有张鸿翊（汤用彤岳父）、周贞亮、吴怀清等人诗笺，统一黏贴于“江汉学堂笔记”红方格册子上。江汉学堂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北京官同乡在京师宣武门外湖北会馆设立的，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十一岁时随父亲入京，一度就读于此。周贞亮诗题为《送汤济武同年出都游学东洋》，汤化龙（1874—181）留学日本是1915年事，则诗册之装成约在民国初年。此册首页为写于角花笺上的一阕词，作者署名“轼”（图17），花样与张荫桓、孙毓汶、袁克文三家相同，然其附注称：
中伏甫过，阴雨欲秋，寂处无聊，连得惠缄，顿有离群之感。检放翁《双头莲》一调，与起句合拍，因率称之。取旧藏明宫人小花笺书寄吟坛，乞再削正。轼初稿。
不由让人想起1943年五月《古今》半月刊第23期上，曾刊登瞿兑之《说笺》里有段小说家言：
怡王府角花笺，钩填精致，世人咸所艳称，故仿制能乱真者极多。吴趼人小说云“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八寸见方的玉版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老者道：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问他价钱。老者道：别的东西有个要价还价，这个纸是五分银子一张。小号收来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张，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张了。”虽极力揶揄北京南纸店之习气。惟觉纸质作牙黄色，落墨能渗入，乃诚为珍品也。
瞿氏引用吴沃尧（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人京师》中，描绘主人公在琉璃厂松竹斋买文房用品的经过，无非是想证明怡府角花笺之珍贵。而原书这段文字前，老者一开头便说“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将角花笺的时代上溯到了明初永乐年间，一下子提前了数百年。该小说创作于1902—1907年间，作者或许对角花笺的罕见有所风闻，于是将之附会称明代的“永乐笺”，力求更强烈的讽刺效果。李哲明的朋友或许正好是小说的读者，用此笺时不免郑重其事，却不知自己所用的“明宫人小花笺”，可能是清代怡王府的角花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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