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前往巴黎的游客都不会错过蓬皮杜艺术中心。这座与卢浮宫和奥塞美术馆齐名的艺术博物馆，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当代艺术圣殿。而它的筹建者乔治·蓬皮杜，可不是一位单纯的艺术爱好者。曾任法国总统的他，是戴高乐将军最信赖的左右手，也是西欧第一位访华的国家元首。
在乔治·蓬皮杜逝世四十三年之际，中国的读者终于得以读到有关这位伟人生平的官方记载。这本名为《双面蓬皮杜：1928-1974 书信、笔记与照片》的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传记，而是一部蓬皮杜个人视角的见证录：以蓬皮杜总统与他最亲密的友人之间未曾公开的书信、他与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信件、他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个人笔记，以及他希望公之于众的一些“人物描写”手稿为基础汇编而成。参与这本书编选工作的不仅有蓬皮杜和戴高乐传记的作者埃里克·鲁塞尔，蓬皮杜总统之子阿兰·蓬皮杜也在其中。阿兰·蓬皮杜提供了本书的基本素材，并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了他眼中作为父亲的乔治·蓬皮杜，以及几十年来他所见证的蓬皮杜总统的人生。
《双面蓬皮杜：1928-1974 书信、笔记与照片》
10月28日下午，从法国远道而来的阿兰·蓬皮杜，与蓬皮杜总统书信集译者史利平一起，携新书来到上海建投书局，为中国的读者分享了在政治和艺术上皆有造诣的双面天才蓬皮杜的人生轨迹，以及这位总统笔下的“法国当代史”。
阿兰·蓬皮杜和译者史利平在上海建投书局
忠于戴高乐，更忠于法国人民
阿兰·蓬皮杜首先向读者介绍了乔治·蓬皮杜一生的轨迹，介绍了他步入政坛、成为戴高乐将军最忠诚的伙伴、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当选法国国家元首的全过程。
1944年欧洲战场接近尾声，之后巴黎解放，在战争中领导法国的戴高乐担任了法兰西临时政府的首脑。在就职仪式上，戴高乐将军从凯旋门一路步行至协和广场。很多市民都走上街头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而蓬皮杜和他的妻子也在其中。这位也曾在二战中参与战斗并英勇立功的青年，顿时被戴高乐将军伟岸的身影所吸引。15天之后，他写给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当时的主任勒内·布鲁耶，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收录在了这本书信集中。信中，蓬皮杜写道：“我希望能够加入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我希望能为国家有所贡献。”
而当戴高乐将军见到乔治·蓬皮杜，这位年轻人的聪颖犀利、对时局的敏锐判断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天起，蓬皮杜就与戴高乐并肩作战，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维持了25年之久。乔治·蓬皮杜相信，戴高乐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人。他坚信戴高乐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能够使法国重新辉煌的合适人选。因此他这一生，都对戴高乐忠诚不二。
1946年，因与议会发生分歧，戴高乐辞职。在戴高乐隐退期间，对险恶丑陋的政坛感到厌倦的蓬皮杜选择转行，进入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并在两年后成为了巴黎分行总经理。然而当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时，蓬皮杜二话不说，抛下自己在金融行业积累的努力，重新回到戴高乐的身边。
当戴高乐当选总统，乘坐公务车从凯旋门出发，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总统府就任的路上，他不顾礼仪的限制，邀请蓬皮杜坐上公务车，与他一同前往爱丽舍宫。戴高乐用这一举动向人们表示，蓬皮杜是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与最信任的人，甚至可以解读为蓬皮杜就是戴高乐的继承人。
阿兰·蓬皮杜现场展示戴高乐邀请乔治·蓬皮杜上车一同前往总统府的照片
后来蓬皮杜成为了法国总理，继续密切地辅佐戴高乐。但忠诚之余，他也有着与戴高乐不同的出色特质：他更善于聆听各个政治党派的意见，能迅速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直入核心、剖析问题，找到解决之道。因此在担任总理期间，他成功地平息了“五月风暴”，并掌舵整个国家。这一重要功绩使他在1969年以58%的高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职总统后的蓬皮杜，制定了明确而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政策，并率先建立环境保护部。
1973年9月，他成为西欧第一位访华的国家元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在华期间，蓬皮杜被中国的幅员辽阔、古老文明与发展潜力所震撼，签署了第一批中法合作协议。当时距离他因病去世不到一年，他最终在任内逝世，为法国人民的福祉奉献了一生。
青年时期的乔治·蓬皮杜
他的名字是现代艺术的象征
蓬皮杜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乔治·蓬皮杜还有另一个面向——现代艺术的象征。由他倡议兴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与卢浮宫齐名。
在介绍父亲政治生涯的过程中，阿兰·蓬皮杜也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对他艺术爱好的讲述。“我父亲非常热爱诗歌，他也很喜欢开车，在他担任总理期间，经常不需要司机，而是自己开车，我和母亲都坐在车上。”阿兰·蓬皮杜说，“他一边把车开得飞快，一边背诵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
作为文艺爱好者的蓬皮杜打破了以往法国政治精英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他自由逍遥、充满魅力的个性，在早年与朋友的书信中便展露无遗：凡是重要考试前夕，蓬皮杜总是以不努力复习为荣。他的朋友和他本人也都承认，他的确有一学便会、迅速抓住问题核心的禀赋。
同时，文学艺术也培养了他善良宽容、富于同情的性格，他为戴高乐主义增添了人文主义气息，也在法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人道主义者的印记。
蓬皮杜对现代艺术的热爱始于青年时期，18岁时他在大学旁边的书店里买下了超现实主义大师马克斯·恩斯特的一本画集。此外他也是个电影迷，他与妻子克洛德正是在电影院相识的，此后携手共度终生。“他也是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对妻子忠诚的总统。”阿兰·蓬皮杜打趣道。
蓬皮杜夫妇在现代艺术上有着相似的品味，这或许正是他们深厚爱情的基础。他们会共同收集艺术品，并互相赠送画作表达情意。当乔治·蓬皮杜接受戴高乐的邀请成为总理时，妻子的要求是不搬去总理府，因为舍不得离开他们由艺术品装点的家。而蓬皮杜成为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理办公室墙上的古典画作，换成了一幅现代派作品，这对于总理府来说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装饰。
成为总统后，蓬皮杜夫妇把总统府中的私人房间的设计工作也交给了现代艺术派的设计师，现在总统府的餐厅依然保留着当时的设计。在蓬皮杜过世之后，他房间中收集的现代艺术品，都搬到了竣工后的蓬皮杜中心。
建造一个跨学科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一念头在他心中酝酿了15年之久。1969年年底，他终于将之付诸实践。一直到他病逝之前，他都非常关注中心的建设。1975年该艺术中心正式命名为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并在1977年对外开放，成为了法国以至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标志。而乔治·蓬皮杜也随蓬皮杜中心一起，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名字。
在乔治·蓬皮杜逝世四十三年之际，中国的读者终于得以读到有关这位伟人生平的官方记载。这本名为《双面蓬皮杜：1928-1974 书信、笔记与照片》的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传记，而是一部蓬皮杜个人视角的见证录：以蓬皮杜总统与他最亲密的友人之间未曾公开的书信、他与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信件、他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个人笔记，以及他希望公之于众的一些“人物描写”手稿为基础汇编而成。参与这本书编选工作的不仅有蓬皮杜和戴高乐传记的作者埃里克·鲁塞尔，蓬皮杜总统之子阿兰·蓬皮杜也在其中。阿兰·蓬皮杜提供了本书的基本素材，并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了他眼中作为父亲的乔治·蓬皮杜，以及几十年来他所见证的蓬皮杜总统的人生。
10月28日下午，从法国远道而来的阿兰·蓬皮杜，与蓬皮杜总统书信集译者史利平一起，携新书来到上海建投书局，为中国的读者分享了在政治和艺术上皆有造诣的双面天才蓬皮杜的人生轨迹，以及这位总统笔下的“法国当代史”。
忠于戴高乐，更忠于法国人民
阿兰·蓬皮杜首先向读者介绍了乔治·蓬皮杜一生的轨迹，介绍了他步入政坛、成为戴高乐将军最忠诚的伙伴、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当选法国国家元首的全过程。
1944年欧洲战场接近尾声，之后巴黎解放，在战争中领导法国的戴高乐担任了法兰西临时政府的首脑。在就职仪式上，戴高乐将军从凯旋门一路步行至协和广场。很多市民都走上街头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而蓬皮杜和他的妻子也在其中。这位也曾在二战中参与战斗并英勇立功的青年，顿时被戴高乐将军伟岸的身影所吸引。15天之后，他写给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当时的主任勒内·布鲁耶，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收录在了这本书信集中。信中，蓬皮杜写道：“我希望能够加入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我希望能为国家有所贡献。”
而当戴高乐将军见到乔治·蓬皮杜，这位年轻人的聪颖犀利、对时局的敏锐判断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天起，蓬皮杜就与戴高乐并肩作战，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维持了25年之久。乔治·蓬皮杜相信，戴高乐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人。他坚信戴高乐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能够使法国重新辉煌的合适人选。因此他这一生，都对戴高乐忠诚不二。
1946年，因与议会发生分歧，戴高乐辞职。在戴高乐隐退期间，对险恶丑陋的政坛感到厌倦的蓬皮杜选择转行，进入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并在两年后成为了巴黎分行总经理。然而当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时，蓬皮杜二话不说，抛下自己在金融行业积累的努力，重新回到戴高乐的身边。
当戴高乐当选总统，乘坐公务车从凯旋门出发，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总统府就任的路上，他不顾礼仪的限制，邀请蓬皮杜坐上公务车，与他一同前往爱丽舍宫。戴高乐用这一举动向人们表示，蓬皮杜是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与最信任的人，甚至可以解读为蓬皮杜就是戴高乐的继承人。
后来蓬皮杜成为了法国总理，继续密切地辅佐戴高乐。但忠诚之余，他也有着与戴高乐不同的出色特质：他更善于聆听各个政治党派的意见，能迅速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直入核心、剖析问题，找到解决之道。因此在担任总理期间，他成功地平息了“五月风暴”，并掌舵整个国家。这一重要功绩使他在1969年以58%的高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职总统后的蓬皮杜，制定了明确而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政策，并率先建立环境保护部。
1973年9月，他成为西欧第一位访华的国家元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在华期间，蓬皮杜被中国的幅员辽阔、古老文明与发展潜力所震撼，签署了第一批中法合作协议。当时距离他因病去世不到一年，他最终在任内逝世，为法国人民的福祉奉献了一生。
他的名字是现代艺术的象征
蓬皮杜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乔治·蓬皮杜还有另一个面向——现代艺术的象征。由他倡议兴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与卢浮宫齐名。
在介绍父亲政治生涯的过程中，阿兰·蓬皮杜也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对他艺术爱好的讲述。“我父亲非常热爱诗歌，他也很喜欢开车，在他担任总理期间，经常不需要司机，而是自己开车，我和母亲都坐在车上。”阿兰·蓬皮杜说，“他一边把车开得飞快，一边背诵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
作为文艺爱好者的蓬皮杜打破了以往法国政治精英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他自由逍遥、充满魅力的个性，在早年与朋友的书信中便展露无遗：凡是重要考试前夕，蓬皮杜总是以不努力复习为荣。他的朋友和他本人也都承认，他的确有一学便会、迅速抓住问题核心的禀赋。
同时，文学艺术也培养了他善良宽容、富于同情的性格，他为戴高乐主义增添了人文主义气息，也在法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人道主义者的印记。
蓬皮杜对现代艺术的热爱始于青年时期，18岁时他在大学旁边的书店里买下了超现实主义大师马克斯·恩斯特的一本画集。此外他也是个电影迷，他与妻子克洛德正是在电影院相识的，此后携手共度终生。“他也是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对妻子忠诚的总统。”阿兰·蓬皮杜打趣道。
蓬皮杜夫妇在现代艺术上有着相似的品味，这或许正是他们深厚爱情的基础。他们会共同收集艺术品，并互相赠送画作表达情意。当乔治·蓬皮杜接受戴高乐的邀请成为总理时，妻子的要求是不搬去总理府，因为舍不得离开他们由艺术品装点的家。而蓬皮杜成为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理办公室墙上的古典画作，换成了一幅现代派作品，这对于总理府来说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装饰。
成为总统后，蓬皮杜夫妇把总统府中的私人房间的设计工作也交给了现代艺术派的设计师，现在总统府的餐厅依然保留着当时的设计。在蓬皮杜过世之后，他房间中收集的现代艺术品，都搬到了竣工后的蓬皮杜中心。
建造一个跨学科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一念头在他心中酝酿了15年之久。1969年年底，他终于将之付诸实践。一直到他病逝之前，他都非常关注中心的建设。1975年该艺术中心正式命名为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并在1977年对外开放，成为了法国以至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标志。而乔治·蓬皮杜也随蓬皮杜中心一起，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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