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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题·荒诞的幽默 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暌违五年，著名作家刘震云带来了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他说这部新作是他最幽默的一部小说。 熟悉刘震云作品的人能感受到，他的小说既荒诞又现实，既离奇又符合着某种规律，在强烈的反差之间又有奇妙的平衡。 无论在综艺节目中还是在作品中，粉丝们最欣赏刘震云的是他的“刘式幽默”。针对这种观点，刘震云说,，其实不管在生活中或是在作品中，自己都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写的句子，没有一句是俏皮话，我讨厌作品的语言油嘴滑舌，也讨厌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但幽默可能不体现在语言上，而是故事的内部存在幽默，故事背后的道理更幽默，更讽刺。”刘震云说，他的小说中对特别荒谬事件之间的微妙进行留白，留白越大，能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就越多。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刘震云，畅谈他的这部新作名字的来源，分享创作感受。
访客 ■作家简介 刘震云，1958年5月生，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多次获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2016年刘震云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分别由他的女儿刘雨霖和著名导演冯小刚改编拍摄为电影，让刘震云彻底火了一把。 然而，如果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打量刘震云，其实他已经5年没出新小说了。日前，他的新书《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终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那么在这本名字古怪的小说里，刘震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日前，刘震云举行新书首发式，并接受了记者采访。 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他们并没有出现 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比如，去年热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 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书，刘震云却一反常规，写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 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在一个县，也不在一个市，也不在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阴差阳错地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 然而，在刘震云看来，这四个人都不是小说的主角，主角是引发这四个人彼此之间联系的吃瓜群众们。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看了这本书之后，会发现吃瓜群众并没有出现。 “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书的读者们。”刘震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 有吃瓜群众，就证明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吃瓜时代，而网友们则自称为吃瓜群众。每个人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这个时代中的看客，但同时也是参与者。刘震云在新作中以精妙的故事架构和文字的魅力展现了这一社会众生相。 谈起书名，刘震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明白吃瓜为什么就跟看热闹和围观联系在了一起，最后我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的语言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是惊心动魄的大戏搬到了生活中，有吃瓜群众，有围观和看热闹，那是证明了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区别是深陷其中者，起高楼和宴宾客的时候非常兴奋，但是楼塌的时候可能会痛哭失声。但是吃瓜群众跟他们的心情正相反，楼塌的时候他确实乐不可支。” 刘震云笑言，自己也是吃瓜群众的一员，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 “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幽默” 很多读者认为，刘震云的小说幽默，而在他看来，这种幽默并不来自于文字，而是在于故事逻辑中的荒诞。 “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你的作品非常幽默，其实我说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幽默。比如大家如果读我的书的话，我的每一个话，每一个字都是特别的质朴，并没有要说俏皮话，我也讨厌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刘震云说。 然而，刘震云也承认，《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他最幽默的一部小说。那么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为何能产生幽默的效果呢？刘震云认为，这是因为这件事情背后藏着幽默和荒诞的东西，“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微妙，非常荒诞，又非常幽默，但是这个是我们每天在大街上都能够碰到的，这个是幽默的一个来源和幽默的区别。” 以小说中的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为例，他被人诱惑进了洗脚屋，被联防大队抓住，最后以罚款了事。经过调查他发现这是一个钓鱼执法的圈套，而马忠诚非但不气愤，反而觉得事情荒诞，他要感谢这种荒诞，因为如果对他秉公执法的话，他已经在拘留所了，接着就身败名裂和家败人亡。“这个事情本身和事情本身荒谬的道理是感谢荒诞，这个是幽默产生的基础。”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对话 刘震云：热点新闻构不成小说 记者：您第一次听到吃瓜这个词是什么感受？您自己也是吃瓜群众的一员吗？ 刘震云：首先一开始我看到吃瓜，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群众变成吃瓜了？但是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说好像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大家去采访，在这个事情发生地不大远的一个大爷，这个大爷说我根本没看见，我在吃瓜，所以最后好像是也定义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当然吃瓜群众不关我的事，我觉得大家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吃瓜群众，是吃瓜，是被吃瓜，因为窗外发生了这些特别让人乐不可支的事儿，当然非常多，走在大街上俯拾皆是，每天我们从网络上，从报纸上，特别是从微信微博和朋友圈里这样有趣的事太多了，所以我肯定是吃瓜群众的一员，我看到这些事也确实有一些乐不可支。 记者：很多读者都觉得您的作品针砭时弊，甚至有一些细节令人想起一些热点新闻，您是怎么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的？ 刘震云：热点新闻构不成小说，包括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像洗脚屋，包括其他一些你能够看到在生活中有一点影子，其实这个影子在这个作品里作用不用特别大，不用都可以，因为只是起细节的作用，并不起主体和结构的作用。有它没它对小说都不是特别重要，只是说在生活中发生了这些事太幽默了，把它搁进去是顺手牵羊，而这些“羊”大家也熟悉，可能会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但是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也不是最重要的。《温故1942》基本上用的全部是真实的历史史料，但是真实的历史史料并不重要，而是饿死300万人这件事实够惨烈的，但是这个不是我写这个小说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还是快饿死的300万人面临着比饿死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日本军队开始给灾民发放的粮食的时候，你快饿死了，你吃还是不吃？ 记者：今年您凭借《我不是潘金莲》获年度编剧，当作家和当编剧有何差别？ 刘震云：我不会当编剧，我可能是好作者，但是不是好编剧，因为我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小刚说还是你来写吧，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他说你有一个好处，你写过小说，你能写得很深入。结果他看过我写的剧本后，他就挠头，冯导发愁的经典动作就是一边挠头一边抽烟。他说你确实不会写剧本，你上一个场景是说李雪莲去牛棚里问牛，然后写了一句“一夜过去了”，接下来是李雪莲又回到牛棚踢了牛一脚。“一夜过去了”你让我怎么拍？这就是小说跟电影的区别。我觉得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这个怎么来的是哽哽咽咽从头至尾说清楚，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如果说像《我不是潘金莲》大家在电影上比较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 记者：您过去的大部分作品都由冯小刚导演拍摄成电影，这部也是吗？ 刘震云：因为电影对于我来讲都是被拍，我决定不了一个小说能不能被改成电影，因为现在冯小刚导演还没有看这本书，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小刚确实跟我合作过四部电影，都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当然大家公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导演，伟大就在于别的导演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够看到，他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理解，包括电影的关系跟生活的关系跟导演的关系，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在生活中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什么是好朋友？遇到事情想找人商量的时候，想找人陪着一起去的时候，给这个人打电话心里没有任何的障碍。等这个书到他们手里之后，他们看了之后，我想他们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