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剑与天平》，虽然重点讨论的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这种总纲式的省察与观览，对于明辨法律与武力的关系同样适用。无论是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角度而言，还是从武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角度而言，“剑与天平”用于描述武力与法律的关系更为贴切。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武力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领域，有它自己的法则”，甚至一度认为，武力法则与道德生活中的法则是相互独立且截然不同的，所谓“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严格的军民分治造就了现代法治与武力世界的疏远。但是，当武力的滥用暴露出其粗野而原始的天性一面时，人性的光辉依然照耀在历史的天空，对战争和武力使用正义性的追问赓续不绝。
20世纪以来，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融入国家机构的基本运作之中，民主宪法的兴起，强化了国内民主政体对于武力滥用的规制，使得一个合法的国家必须处理好“剑与天平”的关系。正义被视为反映了宇宙秩序中的最根本原则，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实施正义，国家权力结构的设置必须合乎这一原则。而纷繁复杂的结构关系中，正义更多被表达为一种“正确的比例”关系，“正义就是合乎比例，非正义就是对比例的违反”，宪法对武力与其他利益的配置，合乎正义的原则就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并确定一定的比例，任何打破这种比例的行为都可能危及宪法秩序。
那么，民主宪法究竟该如何界定国家武力？如何描述武力在现代国家秩序中的位置？如何体现武力存在的合比例性及正当性？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最终都将触及到法律与武力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军事领域的最高秩序问题，也就是台湾学者陈新民早先从德国法引入的“军事宪法”问题。
“军事宪法”的概念依赖于武力的正当性论证，指向的是武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合乎比例的配置。就此，我们可以追溯至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存在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而共同体契约的功能在于通过互相同意的原则使得强制性政治秩序得以合法化。在霍布斯那里，武力是作为安全的手段获得正当性的。而洛克认为，“人们联合形成王国，将自己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通过授权的盟约形成了政府。在洛克那里，武力是作为保护财产的手段由此获得正当性。不过相比而言，洛克更强调限制权力，财产权等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武力，同时维系武力又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武力过大则会有损财产权。从财产权进路，能够找到军事宪法在平衡武力中的理论元素。
按照洛克有限政府理论，权力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追求公共的善”，同时“它因社会公共的善而有限”。为此，包含武力成分的政府“应该依据制定与颁布的法律来运作事务”，这样既可以使“人民指导他们的责任，在法律有限的环境之下更加安全与确定”，也可以使“统治者在他们既定的范围内行动”。为了实现合法的政治秩序，武力必须受到规制，这种约束使国家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均衡化，多数人民才会克服他们对暴力的厌恶，接受必要的服兵役和纳税供养武力的代价。这是合乎比例带来的平衡结果。
虽然在确立良好秩序与建构政府责任的过程中，还需要人类用智慧继续形塑法律与武力之间的新型关系；但今天，人们不难就此达成共识：武力之剑只能依据正义的天平而挥舞。军事宪法的目标在于为国家结构中的军事系统与民事系统之间建立平衡机制，使得武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以及整个权力-权利系统中，得到合乎比例的配置。在这种比例正义的原则下，由法律控制武力掌控者的个人情感，保障武力使用的审慎与理性，从而确保武力始终致力于促进“公共的善”。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